第三百七十三章 枷锁
怀抱大橘坐在白玉石阶上的万历皇帝揉了揉脸,烦躁地摘下一只靴子丢到远处。
皇帝很爱读书,在他身边散落着让宦官拿钱去宫外买来的经书、佛经、小说、医书、绘本等诸多书籍,只是此时此刻世上没有哪一本书能帮他定心。
尽管不论上朝还是送戚继光、方逢时、吴兑出宫,他都表现得胜券在握,但在心里……他是害怕的。
这其实是年轻的皇帝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某一件事而感到害怕。
他不是不曾害怕,过去他很怕张居正。
但那是因为某个人而害怕,而无关于这个人做什么……首辅大人就是打个嗝儿,给皇帝带来的恐惧感跟他骂人是一样的。
但这一次万历真的很害怕,因为他太寄望于胜利。
这次胜利,与以往任何胜利都不同。
因为人类生理结构的原因,眼睛是有问题的,它只能看见前面,就连想环顾左右都要用上脖子才行,永远都看不见身后。
谁产生威胁,才能看见谁。
又因财富体量的原因,四洋开拓也远没有欧洲那样震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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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二百万两白银,对登上新大陆前的欧洲而言比任何一个王室掌握的财富还多,可在中国同样并非如此。
哪怕人们同样会为之疯狂,疯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可北方的威胁实打实,老至马芳、少至万历皇帝,这一代人对北虏的侵害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在深知民心之重的万历皇帝看来,打赢这场仗,将乌梁海重新收回帝国版图,是无匹的功绩。
“唉,治理天下,可太难了。”
皇帝挠着头,百无聊赖地将另一只靴子丢了出去。
他坐下的白玉石阶已被宦官王安用拂尘清扫过,即使用白袜沾地也不会太脏,此时宦官与侍卫皆知皇帝心情烦闷,俱是不敢上前,只有王安默不作声地走下台阶,将两只靴子摆在万历手边,以备他再丢出去。
万历并未抬头,轻声问着与他所思所想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道:“户部知道天下百姓家产几何么?”
天下百姓家产几何?
“不知道陛下问的是什么家产,财货、田产、屋舍、六畜?”王安想了想道:“朝廷不曾统计,但陛下若想知道,奴婢可吩咐下去,三月之内能粗算出来。”
都交着税呢,有万历会计录在,这些东西只需要时间,都能算出来。
对王安来说,他不知道皇帝为何会感慨治理天下太难,因为……皇帝并没有真正的去治理天下,纵然在朝堂上管的‘闲事’越来越多,但那也只是闲事。
修几条路、设立一些官办小学,动动嘴、拨出些钱款,称不上治理,何况花销的那些银钱对皇帝来说更称不上难。
皇帝对政治的参与甚至比不上他在军事上的作用,至少练出四卫军是亲自经手实打实的功绩。
他却不知道,万历皇帝所感慨的‘太难’,正是因为没有治理天下,或者说无法去治理天下。
数年以来,尤其在张居正体量皇帝年幼改革了上朝次数,将每月上朝次数精简为九次,朝廷形成了以群臣廷议提出问题、内阁票拟给出解决办法、皇帝的司礼监披红决策、六科封驳来检查是否失宜、最终递送至六部进行执行的一套严格程序。
在这套程序里,皇帝可有可无……本应享有决策权的皇帝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察觉到一个事实:张居正说什么他都觉得是对的,都会披红。
哪怕少年人的逆反心理来了,想要不批都没有机会,因为他总会被张居正说服。
这让他分不出自己这活生生的人,究竟与那块当样子的印玺、与那根专门作朱批的御笔有什么分别?
无非印玺和御笔要用手拿起来,而他更省事一点,只需要说几句话就全自动罢了。
是的,他知道张居正说的都对,但这种感觉已逐渐令他厌烦。
就连他独辟蹊径的在正规程序之外拨款、下旨,也在被慢慢板回正轨,两京一十三省兴建小学的旨意最终没能发出去,而是靠内阁授意学政大宗师共同提出,经历正规程序后由户部执行,皇帝只是户部拨款后象征性地从内库中拨了一些钱财而已。
何况这种做事方法在触及真正治理国家的决策中并不好使,六科笑呵呵地就能把他的旨意驳倒,他也说不过那些人……七品小官儿们可凶着呢!
没有张居正的首肯,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气急败坏地把科道官流放万里支援亚洲建设。
他是皇帝,却并无左右朝政的能力。
甚至连不听不看的权力都没有。
在他向张居正第三次表达内阁可以将票拟直接交付司礼监朱批后,换来张居正一顿臭骂。
那是帝国首辅少见的暴跳如雷。
似乎在张居正的意识里,皇帝是不能不看票拟的,因为这会使皇权旁落,更会让司礼监掌握大权,最终导致皇权被架空。
无为而治,跟啥也不干有很大区别。
可对皇帝来说……他难道不是一直被架空么,又何来对‘会’被架空的担心?
他们的认知差异在于,万历皇帝看见的是现在,而张居正着眼的是他离开朝堂之后。
皇帝认为是现在,可他不敢说也没法去说;而内阁首辅认为自己不在后才是学生执掌天下的开始,在那之后,世间不会再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
如果说朝廷决策程序是一套规则。
那么矛盾就在于张居正想要让皇帝利用规则来加固皇权,却将自己放在规则之外。
事实上,这一人为的矛盾才是万历皇帝地在听到内阁认为向北用兵的时机已至后立刻欣然点头的原因——他要威望,他迫切地需要用战争来换取威望,来尽力一点点挣脱束缚在身上的枷锁。
从陈沐那,万历学会了如何引导民意。
现在,年轻的皇帝计划用民意来冲破枷锁,这场收复乌梁海的战役就是取得民意的第一步。
“粗算?”
万历摇着头道:“朕要精算,让天下普查,朕以后要用;去电报房问问梁梦龙,戚大帅的兵走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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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很爱读书,在他身边散落着让宦官拿钱去宫外买来的经书、佛经、小说、医书、绘本等诸多书籍,只是此时此刻世上没有哪一本书能帮他定心。
尽管不论上朝还是送戚继光、方逢时、吴兑出宫,他都表现得胜券在握,但在心里……他是害怕的。
这其实是年轻的皇帝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某一件事而感到害怕。
他不是不曾害怕,过去他很怕张居正。
但那是因为某个人而害怕,而无关于这个人做什么……首辅大人就是打个嗝儿,给皇帝带来的恐惧感跟他骂人是一样的。
但这一次万历真的很害怕,因为他太寄望于胜利。
这次胜利,与以往任何胜利都不同。
因为人类生理结构的原因,眼睛是有问题的,它只能看见前面,就连想环顾左右都要用上脖子才行,永远都看不见身后。
谁产生威胁,才能看见谁。
又因财富体量的原因,四洋开拓也远没有欧洲那样震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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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人们同样会为之疯狂,疯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可北方的威胁实打实,老至马芳、少至万历皇帝,这一代人对北虏的侵害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在深知民心之重的万历皇帝看来,打赢这场仗,将乌梁海重新收回帝国版图,是无匹的功绩。
“唉,治理天下,可太难了。”
皇帝挠着头,百无聊赖地将另一只靴子丢了出去。
他坐下的白玉石阶已被宦官王安用拂尘清扫过,即使用白袜沾地也不会太脏,此时宦官与侍卫皆知皇帝心情烦闷,俱是不敢上前,只有王安默不作声地走下台阶,将两只靴子摆在万历手边,以备他再丢出去。
万历并未抬头,轻声问着与他所思所想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道:“户部知道天下百姓家产几何么?”
天下百姓家产几何?
“不知道陛下问的是什么家产,财货、田产、屋舍、六畜?”王安想了想道:“朝廷不曾统计,但陛下若想知道,奴婢可吩咐下去,三月之内能粗算出来。”
都交着税呢,有万历会计录在,这些东西只需要时间,都能算出来。
对王安来说,他不知道皇帝为何会感慨治理天下太难,因为……皇帝并没有真正的去治理天下,纵然在朝堂上管的‘闲事’越来越多,但那也只是闲事。
修几条路、设立一些官办小学,动动嘴、拨出些钱款,称不上治理,何况花销的那些银钱对皇帝来说更称不上难。
皇帝对政治的参与甚至比不上他在军事上的作用,至少练出四卫军是亲自经手实打实的功绩。
他却不知道,万历皇帝所感慨的‘太难’,正是因为没有治理天下,或者说无法去治理天下。
数年以来,尤其在张居正体量皇帝年幼改革了上朝次数,将每月上朝次数精简为九次,朝廷形成了以群臣廷议提出问题、内阁票拟给出解决办法、皇帝的司礼监披红决策、六科封驳来检查是否失宜、最终递送至六部进行执行的一套严格程序。
在这套程序里,皇帝可有可无……本应享有决策权的皇帝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察觉到一个事实:张居正说什么他都觉得是对的,都会披红。
哪怕少年人的逆反心理来了,想要不批都没有机会,因为他总会被张居正说服。
这让他分不出自己这活生生的人,究竟与那块当样子的印玺、与那根专门作朱批的御笔有什么分别?
无非印玺和御笔要用手拿起来,而他更省事一点,只需要说几句话就全自动罢了。
是的,他知道张居正说的都对,但这种感觉已逐渐令他厌烦。
就连他独辟蹊径的在正规程序之外拨款、下旨,也在被慢慢板回正轨,两京一十三省兴建小学的旨意最终没能发出去,而是靠内阁授意学政大宗师共同提出,经历正规程序后由户部执行,皇帝只是户部拨款后象征性地从内库中拨了一些钱财而已。
何况这种做事方法在触及真正治理国家的决策中并不好使,六科笑呵呵地就能把他的旨意驳倒,他也说不过那些人……七品小官儿们可凶着呢!
没有张居正的首肯,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气急败坏地把科道官流放万里支援亚洲建设。
他是皇帝,却并无左右朝政的能力。
甚至连不听不看的权力都没有。
在他向张居正第三次表达内阁可以将票拟直接交付司礼监朱批后,换来张居正一顿臭骂。
那是帝国首辅少见的暴跳如雷。
似乎在张居正的意识里,皇帝是不能不看票拟的,因为这会使皇权旁落,更会让司礼监掌握大权,最终导致皇权被架空。
无为而治,跟啥也不干有很大区别。
可对皇帝来说……他难道不是一直被架空么,又何来对‘会’被架空的担心?
他们的认知差异在于,万历皇帝看见的是现在,而张居正着眼的是他离开朝堂之后。
皇帝认为是现在,可他不敢说也没法去说;而内阁首辅认为自己不在后才是学生执掌天下的开始,在那之后,世间不会再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
如果说朝廷决策程序是一套规则。
那么矛盾就在于张居正想要让皇帝利用规则来加固皇权,却将自己放在规则之外。
事实上,这一人为的矛盾才是万历皇帝地在听到内阁认为向北用兵的时机已至后立刻欣然点头的原因——他要威望,他迫切地需要用战争来换取威望,来尽力一点点挣脱束缚在身上的枷锁。
从陈沐那,万历学会了如何引导民意。
现在,年轻的皇帝计划用民意来冲破枷锁,这场收复乌梁海的战役就是取得民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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