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大周帝国
军队逃兵、无业游民、逃亡奴婢、还有各类犯罪纷纷逃亡寺院,寻求庇护。除此之外,大量的普通百姓只是为了有口饭吃,或为能逃避战乱,也躲到寺院栖身。到柴荣执政年间,国内寺院林立,僧尼达百万之众,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一大毒瘤。这些寺院不但藏污纳垢,还夺走了国内大量的劳动力,占有了大量的免税田地,甚至有一些田主为了不交赋税,也将田产挂到寺院名下,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没人敢管,但到柴荣这里就不一样了。仅在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下令把民间寺院里铜铸的佛像全部拆毁,用以熔化铸钱。当时的人还是很迷信的,不敢去拆,柴荣就道:“佛是佛,铜像是铜像,我听佛为了施舍百姓,连身上的肉和眼睛都能贡献出来。现在民间缺钱,我们把佛像拆毁铸钱,这是有利于民的好事,佛祖是不会怪罪的。”柴荣不但这么,而且还亲自去做。当时镇州有座大佛据十分灵验,没人敢拆,柴荣就亲自上阵,斧劈其胸,当场把这尊大佛砸烂。
实际上要按照佛法中讲,佛像是佛的肉身,而佛的法身是≥∮≥∮≥∮≥∮,m.↗.c→om无处不在,所以砸了也就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柴荣又下令让大量僧尼还俗,这叫做“破和合僧”,是犯最大忌讳的。跟杀父杀母一样,犯得是五逆大罪,不能受菩萨戒。不得往生佛国净土。
然而柴荣也许是认为自己做得是大慈大悲的无量事业,所以佛祖不会因此怪罪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达到了那种“眼里有佛,心中无佛”的至高境界。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强令天下僧尼还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六日正式下令毁佛拆寺,规定凡在后周境内的佛教寺院,除有皇帝敕额得以保留外,其余全部拆毁。
每县只能保留寺院一所,官僚贵族从此不得奏请建造寺院和剃度僧尼。人若想出家,不但要争求官府同意,还要争得父母同意,男子年满15岁。女子年满十三岁,能背诵佛经七十纸到一百纸才能申请。亡命者、罪犯、奴婢不许为僧,严禁自残手足遁入空门,对私渡僧尼者处以重刑。于是,一举毁去寺院三万零六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近百万。这百万僧尼都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成为了国家的课税户。其中有文才武略愿意做官从军的,也都给量才录用。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获得大量户口。使国力得以迅速增强。
对于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柴荣也很有办法。五代因为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所以人均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是很大。但是其中许多土地的地主已经死于战乱。或者是因战乱而逃走,就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柴荣大力支持百姓耕种这些有主无人的土地。规定:凡是这等田地,田主回不来的。谁种归谁;田主三年以内回来的,不计生熟。交还一半;五年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五年以外回来的,除本户坟茔地外,一概不交。而近北诸州(指靠近北方边界的),有从蕃地逃回来的田主,五年之内回来的,交还田地三分之二;十年以内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回来者,也不在交还之列。如此一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大量的荒芜土地被人重新耕种,国家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柴荣还很注意兴修水利,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也是一条功过之河。五代时,由于战乱频发,导致黄河长年失修,加之人为的破坏,造成多次决口,严重威胁到山东、河南等地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五代历任帝王几乎从不过问。而柴荣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一次性征调了六万民夫去修筑河堤,其后又多次加固,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条河的问题,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柴荣还对京城开封进行了扩建,并且在整理历法、刑律、音乐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这些工作起来轻松,但实际上总量是非常大的,单靠柴荣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所以他的这些成就,又跟他掌握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
柴荣在执政期间,使用了大量的干部,既有范质、景范、李谷这些前朝留下来的老臣,也有王溥、张美、魏仁浦这种由他提拔起来的新锐。总的来看,柴荣手下这些干部的整体素质,要远远高于五代其他帝王身边的那些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而且也都很有才干,为后周的富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后周第一名臣之称的宰相王朴。
王朴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自幼聪明好学,文章出众,并在后汉年间考中进士,被分配在后汉宰相兼枢密使杨邠手下任职。王朴为人非常机警,眼见当时后汉朝中派系倾轧,君臣之间也势同水火,生怕有一天杨邠倒台,自己也跟着倒霉,所以急忙找了个借口,辞官逃回了老家。
没过多久,杨邠等人真被汉隐帝所杀,王朴只不过是个官,又逃出了京城,没人顾得上去理会他,他也因此算是逃过了一劫。到郭威称帝后,王朴复出,被派往澶州任职,有幸跟被王峻压制在澶州的柴荣相识,这就为他其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荣称帝后,就把王朴这个藩邸老人调往京城,任比部郎中。比部隶属于刑部,又被户部兼管,主要职责是勾掌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以及内外经费,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局。地位开始显赫。但王朴本人的资历较浅,而且比部郎中的品位不高。只有正五品上,还算不得国家大员。
直到柴荣即位的第二年(955年)。各项改革都步入了轨道,开展得也是如火如荼。柴荣面对着这么大好的局面,心里非常高兴,有意再加一把火,便自拟题目,命群臣每人献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柴荣手下这些臣工们,也都是有真材实料的,像这种命题作文根本就难不倒他们。所以接到旨意纷纷关起门来,挥起大笔。没用多久,全部交卷。
柴荣收卷之后一一细读,看来看去,觉得哪篇文章看着都花团锦簇,细读之下又是空洞无物,心里十分失望。直到他看到王朴做所那篇《平边策》之时,突然间眼前一亮。王朴这篇《平边策》,立论深刻,条理清晰。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可以是字字珠玑,句句都是真知灼见。柴荣看罢大喜,立刻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其后更是将其一路迁升至宰相,最终使他成为自己手下头号的改革干将。
王朴的这边《平边策》,是一篇可以同《隆中对》相媲美的策论。因全文较长,所以不在正文中赘述。这篇策论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内政,主要讲如何革新和振兴。认为“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河东),”要想不走他们的老路,就要“进贤退不肖”,“用能退不能”,要用“恩信号令”结其心,要用“赏功罚罪”尽其力,要用“恭俭节用”丰其财,要用“适时徭役”阜其民,这些思路跟柴荣完全一致,但是王朴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套完整的政治口号,念起来还很押韵,所以深得柴荣的赏识。
而王朴在《平边策》第二部分中,所讲的则是如何才能一统天下,这对于柴荣来就更加重要了。王朴认为,后周坐镇天下中央,南有吴、西有蜀、北有北汉和契丹,三面受敌。在这三个方向上的敌人中,北面的契丹最强,而北汉虽弱,但有契丹做为后援,所以难以轻取。而南方的吴国(南唐)最富,而且打仗又不行,很容易搞定,所以应该先对南唐开刀,并详细明了该如何对其开刀。这就为后周王朝削平天下定下来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主基调,这个观是非常务实的,而且这一观,最终也成为了后周、北宋两代领导人进行统一战争的主要思路。
王朴提出这个“先南后北”的战略思想是有来头的,因为自唐末以来,天下大乱,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内,整个中华大地乱成了一锅粥。同时如果以江、淮为界,在中国的南北两侧,又各有乱法不同。
在江、淮以北,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虽然这五朝更迭的速度非常快,存在的时间也都不长,但它们是以先后更替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在它们享国期间,基本上都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所以给人感觉这几个朝代虽然乱,但是还算乱的比较有条理。而在此期间,中国南部乱得却是一踏糊涂,叫人丝毫摸不到头脑。
南方自唐末以来,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闽、吴越、荆南、楚、南汉等九个割据政权,它们与北方的北汉及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并称为五代十国,这就是五代十国的由来。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的割据政权还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李茂贞在凤翔建立的岐政权;刘守光在幽州建立的燕政权;南唐灭闽后,由留从效建立的漳泉(在今福建境内)政权;南唐灭楚后,由周逢迎建立的湖南政权。这些也都是确实存在过的独立政权,但并没有被计算在内。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政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对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管是五代十几国,都没有五代十国起来气派。
在五代十国中,各个割据政权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其中前蜀是后蜀的前身,吴是南唐的前身,岐、燕、闽、楚在柴荣称帝前就已经灭亡了,北汉在后周的北方。所以到柴荣时代,在他西、南这两个反向上,就只有后蜀、南唐、吴越、荆南、南汉、漳泉、湖南等七个割据政权存在。其中南汉远在岭南一带,辖境大致为今天的广东全部和广西大部。吴越控有两浙之地,辖境大致为今天的浙江、上海全境,及江苏省南部。漳泉在今天福建境内,辖境只有漳州和泉州。湖南政权大致占有今天湖南的全境,这几个政权都不与后周接壤。而且除南汉以外,都有内附于周朝的倾向,所以不是柴荣的敌人。
与后周接壤的有三个政权,分别是后蜀、南唐和荆南。其中荆南是武兴王高季兴所建,仅辖有江陵(今湖北江陵)、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今湖北秭归)三州之地,领土面积非常狭,又一向奉后周为其宗主国,连年号都跟着后周走,自然也就不在敌对行列。所以真正需要柴荣去对付的只有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国家,而其中的后蜀则有幸成为了柴荣的第一个军事打击目标。
后蜀的建立与当年后唐的那场内乱有直接的关系,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后唐同光三年(95年)底,庄宗李存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派长子李继岌和枢密使郭崇韬出兵攻打前蜀,仅七十天就将前蜀灭亡。但在这之后,国内盛传郭崇韬要据蜀地造反,这就引起了李存勖的极大恐慌。而在这个时候,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又擅自传出教令派人将郭崇韬杀害,顿时惹得天下大乱。最终,李存勖死于内乱之中,李嗣源登上了皇位,成为后唐的第二任皇帝(详见五代风云卷)。
后唐灭蜀之后,将北都留守、太原尹孟知祥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历任河东中门使,马步都虞侯,后唐开国后,李存勖又将他任命为北都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在后唐国内位高权重,与李嗣源相差不多。所以李嗣源称帝之后,孟知祥也起了自立之心。这个时候,蜀地之内除了孟知祥之外,还有个东川节度使董璋,此人是后梁的降将,也在寻找机会脱离后唐的控制。
长兴元年(90年),李嗣源下诏要削减两川军队,董璋闻讯后就地造反,孟知祥也派兵对其声援。李嗣源只得派当时的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带兵讨伐,但因为劳师远征,馈运不继,进展又十分不顺。石敬瑭带兵打了半年多,毫无作为,只得连连上表称“两川不可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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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没人敢管,但到柴荣这里就不一样了。仅在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下令把民间寺院里铜铸的佛像全部拆毁,用以熔化铸钱。当时的人还是很迷信的,不敢去拆,柴荣就道:“佛是佛,铜像是铜像,我听佛为了施舍百姓,连身上的肉和眼睛都能贡献出来。现在民间缺钱,我们把佛像拆毁铸钱,这是有利于民的好事,佛祖是不会怪罪的。”柴荣不但这么,而且还亲自去做。当时镇州有座大佛据十分灵验,没人敢拆,柴荣就亲自上阵,斧劈其胸,当场把这尊大佛砸烂。
实际上要按照佛法中讲,佛像是佛的肉身,而佛的法身是≥∮≥∮≥∮≥∮,m.↗.c→om无处不在,所以砸了也就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柴荣又下令让大量僧尼还俗,这叫做“破和合僧”,是犯最大忌讳的。跟杀父杀母一样,犯得是五逆大罪,不能受菩萨戒。不得往生佛国净土。
然而柴荣也许是认为自己做得是大慈大悲的无量事业,所以佛祖不会因此怪罪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达到了那种“眼里有佛,心中无佛”的至高境界。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强令天下僧尼还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六日正式下令毁佛拆寺,规定凡在后周境内的佛教寺院,除有皇帝敕额得以保留外,其余全部拆毁。
每县只能保留寺院一所,官僚贵族从此不得奏请建造寺院和剃度僧尼。人若想出家,不但要争求官府同意,还要争得父母同意,男子年满15岁。女子年满十三岁,能背诵佛经七十纸到一百纸才能申请。亡命者、罪犯、奴婢不许为僧,严禁自残手足遁入空门,对私渡僧尼者处以重刑。于是,一举毁去寺院三万零六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近百万。这百万僧尼都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成为了国家的课税户。其中有文才武略愿意做官从军的,也都给量才录用。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获得大量户口。使国力得以迅速增强。
对于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柴荣也很有办法。五代因为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所以人均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是很大。但是其中许多土地的地主已经死于战乱。或者是因战乱而逃走,就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柴荣大力支持百姓耕种这些有主无人的土地。规定:凡是这等田地,田主回不来的。谁种归谁;田主三年以内回来的,不计生熟。交还一半;五年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五年以外回来的,除本户坟茔地外,一概不交。而近北诸州(指靠近北方边界的),有从蕃地逃回来的田主,五年之内回来的,交还田地三分之二;十年以内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回来者,也不在交还之列。如此一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大量的荒芜土地被人重新耕种,国家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柴荣还很注意兴修水利,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也是一条功过之河。五代时,由于战乱频发,导致黄河长年失修,加之人为的破坏,造成多次决口,严重威胁到山东、河南等地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五代历任帝王几乎从不过问。而柴荣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一次性征调了六万民夫去修筑河堤,其后又多次加固,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条河的问题,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柴荣还对京城开封进行了扩建,并且在整理历法、刑律、音乐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这些工作起来轻松,但实际上总量是非常大的,单靠柴荣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所以他的这些成就,又跟他掌握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
柴荣在执政期间,使用了大量的干部,既有范质、景范、李谷这些前朝留下来的老臣,也有王溥、张美、魏仁浦这种由他提拔起来的新锐。总的来看,柴荣手下这些干部的整体素质,要远远高于五代其他帝王身边的那些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而且也都很有才干,为后周的富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后周第一名臣之称的宰相王朴。
王朴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自幼聪明好学,文章出众,并在后汉年间考中进士,被分配在后汉宰相兼枢密使杨邠手下任职。王朴为人非常机警,眼见当时后汉朝中派系倾轧,君臣之间也势同水火,生怕有一天杨邠倒台,自己也跟着倒霉,所以急忙找了个借口,辞官逃回了老家。
没过多久,杨邠等人真被汉隐帝所杀,王朴只不过是个官,又逃出了京城,没人顾得上去理会他,他也因此算是逃过了一劫。到郭威称帝后,王朴复出,被派往澶州任职,有幸跟被王峻压制在澶州的柴荣相识,这就为他其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荣称帝后,就把王朴这个藩邸老人调往京城,任比部郎中。比部隶属于刑部,又被户部兼管,主要职责是勾掌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以及内外经费,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局。地位开始显赫。但王朴本人的资历较浅,而且比部郎中的品位不高。只有正五品上,还算不得国家大员。
直到柴荣即位的第二年(955年)。各项改革都步入了轨道,开展得也是如火如荼。柴荣面对着这么大好的局面,心里非常高兴,有意再加一把火,便自拟题目,命群臣每人献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柴荣手下这些臣工们,也都是有真材实料的,像这种命题作文根本就难不倒他们。所以接到旨意纷纷关起门来,挥起大笔。没用多久,全部交卷。
柴荣收卷之后一一细读,看来看去,觉得哪篇文章看着都花团锦簇,细读之下又是空洞无物,心里十分失望。直到他看到王朴做所那篇《平边策》之时,突然间眼前一亮。王朴这篇《平边策》,立论深刻,条理清晰。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可以是字字珠玑,句句都是真知灼见。柴荣看罢大喜,立刻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其后更是将其一路迁升至宰相,最终使他成为自己手下头号的改革干将。
王朴的这边《平边策》,是一篇可以同《隆中对》相媲美的策论。因全文较长,所以不在正文中赘述。这篇策论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内政,主要讲如何革新和振兴。认为“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河东),”要想不走他们的老路,就要“进贤退不肖”,“用能退不能”,要用“恩信号令”结其心,要用“赏功罚罪”尽其力,要用“恭俭节用”丰其财,要用“适时徭役”阜其民,这些思路跟柴荣完全一致,但是王朴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套完整的政治口号,念起来还很押韵,所以深得柴荣的赏识。
而王朴在《平边策》第二部分中,所讲的则是如何才能一统天下,这对于柴荣来就更加重要了。王朴认为,后周坐镇天下中央,南有吴、西有蜀、北有北汉和契丹,三面受敌。在这三个方向上的敌人中,北面的契丹最强,而北汉虽弱,但有契丹做为后援,所以难以轻取。而南方的吴国(南唐)最富,而且打仗又不行,很容易搞定,所以应该先对南唐开刀,并详细明了该如何对其开刀。这就为后周王朝削平天下定下来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主基调,这个观是非常务实的,而且这一观,最终也成为了后周、北宋两代领导人进行统一战争的主要思路。
王朴提出这个“先南后北”的战略思想是有来头的,因为自唐末以来,天下大乱,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内,整个中华大地乱成了一锅粥。同时如果以江、淮为界,在中国的南北两侧,又各有乱法不同。
在江、淮以北,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虽然这五朝更迭的速度非常快,存在的时间也都不长,但它们是以先后更替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在它们享国期间,基本上都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所以给人感觉这几个朝代虽然乱,但是还算乱的比较有条理。而在此期间,中国南部乱得却是一踏糊涂,叫人丝毫摸不到头脑。
南方自唐末以来,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闽、吴越、荆南、楚、南汉等九个割据政权,它们与北方的北汉及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并称为五代十国,这就是五代十国的由来。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的割据政权还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李茂贞在凤翔建立的岐政权;刘守光在幽州建立的燕政权;南唐灭闽后,由留从效建立的漳泉(在今福建境内)政权;南唐灭楚后,由周逢迎建立的湖南政权。这些也都是确实存在过的独立政权,但并没有被计算在内。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政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对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管是五代十几国,都没有五代十国起来气派。
在五代十国中,各个割据政权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其中前蜀是后蜀的前身,吴是南唐的前身,岐、燕、闽、楚在柴荣称帝前就已经灭亡了,北汉在后周的北方。所以到柴荣时代,在他西、南这两个反向上,就只有后蜀、南唐、吴越、荆南、南汉、漳泉、湖南等七个割据政权存在。其中南汉远在岭南一带,辖境大致为今天的广东全部和广西大部。吴越控有两浙之地,辖境大致为今天的浙江、上海全境,及江苏省南部。漳泉在今天福建境内,辖境只有漳州和泉州。湖南政权大致占有今天湖南的全境,这几个政权都不与后周接壤。而且除南汉以外,都有内附于周朝的倾向,所以不是柴荣的敌人。
与后周接壤的有三个政权,分别是后蜀、南唐和荆南。其中荆南是武兴王高季兴所建,仅辖有江陵(今湖北江陵)、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今湖北秭归)三州之地,领土面积非常狭,又一向奉后周为其宗主国,连年号都跟着后周走,自然也就不在敌对行列。所以真正需要柴荣去对付的只有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国家,而其中的后蜀则有幸成为了柴荣的第一个军事打击目标。
后蜀的建立与当年后唐的那场内乱有直接的关系,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后唐同光三年(95年)底,庄宗李存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派长子李继岌和枢密使郭崇韬出兵攻打前蜀,仅七十天就将前蜀灭亡。但在这之后,国内盛传郭崇韬要据蜀地造反,这就引起了李存勖的极大恐慌。而在这个时候,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又擅自传出教令派人将郭崇韬杀害,顿时惹得天下大乱。最终,李存勖死于内乱之中,李嗣源登上了皇位,成为后唐的第二任皇帝(详见五代风云卷)。
后唐灭蜀之后,将北都留守、太原尹孟知祥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历任河东中门使,马步都虞侯,后唐开国后,李存勖又将他任命为北都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在后唐国内位高权重,与李嗣源相差不多。所以李嗣源称帝之后,孟知祥也起了自立之心。这个时候,蜀地之内除了孟知祥之外,还有个东川节度使董璋,此人是后梁的降将,也在寻找机会脱离后唐的控制。
长兴元年(90年),李嗣源下诏要削减两川军队,董璋闻讯后就地造反,孟知祥也派兵对其声援。李嗣源只得派当时的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带兵讨伐,但因为劳师远征,馈运不继,进展又十分不顺。石敬瑭带兵打了半年多,毫无作为,只得连连上表称“两川不可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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