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大周帝国
还有一种“忠”,是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忠”。具体就表现为一个人能信守诺言,忠于职守。比如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轻易向人许愿,但只要答应了别人就会全力去做,即便做不到也能尽力而为。又比如一个人喜欢跳槽,动不动就从这家公司跳到那家公司。
那么具体到冯道这个人来,又该如何去对他进行评价?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如果单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对冯道进行评价,那么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因为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争权夺利,不惹事生非,不迷恋美色,不贪图财物。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
特是在冯道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去害过人,仅在这一上,就足以令人对他肃然起敬。后世的儒家们,因为冯道曾历仕过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击他无耻,这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乱之世,一个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么冯道大隐于朝,又有什么不对?而且在当时,朝代更替⌒≦⌒≦⌒≦⌒≦,m.※.c□om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儒家”理论来讲,当一个朝代灭亡了,那些忠贞之士都要为国尽忠,那么品德高尚的人岂不都要死绝了吗?
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人,不死也可以,但是冯道不应该再去做官了。而应该选择去做那种孤臣孽子,一个人只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已经很无耻了。何况冯道在那么多皇帝手下做官?
如果按这种理论来看,冯道确实是很无耻。但是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为肯定还有一个人要比他无耻得多,这个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孔子生活在东周,出生在鲁国,当时周天子既在,鲁国也没有灭亡,那么孔子也只有去为周天子或是鲁国国君服务的道理,他又凭什么去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呢?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灯吗?所以儒家在这一上攻击冯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这并不能明他不忠,只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内,就全心全意地为这家公司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忠于职守,品格高尚的人。反过来有的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经常把会自己公司的情报出卖给竞争对手牟利,或者干脆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财物,难道这种人对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吗?
实际上。在冯道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都是很敬仰的,评价也非常高。冯道死时是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龄。所以当时的人并不难过,反而争相传颂,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评价冯道称:“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后周宰相范质则称:“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
冯道在后晋年间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准备以天子礼仪迎接他。而即便是被冯道冲撞过的柴荣,对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后立即将其追封为“灜王”,谥号“文懿”,可见评价之高。(
谥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经天纬地,二曰道德博闻,三曰学勤好问,四曰慈惠爱民,五曰愍民惠礼,六曰赐民爵位。而懿有温柔贤善之意。冯道历仕五朝,不可能被谥为“文正”,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谥号了。)
看得出来,冯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没有一句对他贬低的话,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单从个体层面来衡量,冯道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来衡量,冯道的所作所为又确实不是很称职。
冯道历仕五朝,位不离三师三公,多次出任宰相,有着巨大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可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去做。冯道做为一个政治家来,非常圆滑,遇上李嗣源、柴荣这样的明君,他就直言进谏,因为他知道面对这样的君主,即便是过火了,也不会受到责怪。
而对于其他人,冯道往往一言不发,一味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则。
比如有一次石敬瑭以兵事咨询他,他就回答道:“征伐之事,全仗圣心独断,臣本书生,像这种事,你问我也是白问。”五代之中,像李嗣源、柴荣这等明君毕竟是少数,所以冯道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这种词来搪塞其余的帝王,遇事模棱两可,应付了事,这与他的职责和地位相比较,显然是远远不足的。
中国古代,对宰相的岗位职责有着明确的规定,要上佐天子,下治百官,调和阴阳,抚化万民,冯道对这些显然是没做到。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有一件是他在后晋亡国后和耶律德光的那次对话,当时冯道任后晋的威胜军节度使,听耶律德光灭晋后急忙从邓州赶回来觐见。
耶律德光就问他:“你为什么回来见我?”冯道回答道:“无兵无权,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他:“你是哪一种的老子(老头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又问道:“世道离乱,何人救得百姓?”
冯道回答道:“即便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这一段话,成为后事儒家攻击冯道的一个重要依据。称他奴颜卑膝,毫无气节。但当时的人。却认为正是冯道的这番话,使得中原地区,活人无算。
以上两件事,可以算作是冯道立下的两件功劳。但是除此之外,冯道几乎什么也没做过,这个就跟他的地位非常不相称了。
冯道对此也有一些愧疚,他在《长乐老自序》中也曾写道:“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冯道就是想去做,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对他要求过高。
总而言之,冯道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世那些对他不好的评价多数是没有依据的,比如欧阳修称他为“无耻之尤”,
司马光称他为“奸臣之尤”,这种评价实在是过于苛刻了。冯道一没卖国,二没害民,三没贪污**,怎么就成了奸臣了?这种评价只能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卫道心切。
这才不遗余力地对其攻击,不足为凭。实际上,冯道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史上最强的为官纪录。除了靠他一贯圆滑的处世作风外,更多的还是多赖于他自身极强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诗的最后几句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冯道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这时柴荣正坐镇潞州指挥周军北伐北汉,所以也就顾不上回来处理他的后事。实际上,冯道的死,对柴荣所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柴荣并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后,柴荣从北汉撤军回到国内,便开始大搞军事改革,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后周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飞跃。然而,柴荣毕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在即位后曾经过:“朕有志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这是柴荣执政的一个总纲领,也就是要用十年时间统一国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乐业,最后的十年则使社会安定和谐。
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政治纲领,同时在这一纲领中也能很明确地看出,柴荣的理想不仅仅是将国家统一,他还要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光有军事改革就显然是不够了,他还必须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离不开人才,柴荣为人十分开明,一即位就下诏求贤求谏,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员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如果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谈。所论不对,柴荣并不加罪。
如果所论确有见地,柴荣马上就会给以升迁。而且他选拔干部的做法,直截了当,有能力就上,没能力就下,从来不考虑出身、履历等无关因素。
比如他选用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为相,当时朝臣们都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经科举上来的,不应该任其为相。但柴荣立刻就反驳道:“自古以文才武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耶?”
于是力排众议,将魏仁浦任命为宰相,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是非常得力。又比如后来柴荣亲征南唐,在阵前亲眼看见一人追击敌军,并夺槊而还,他立刻就把这员将领召至身前,授予节钺,这名将领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大将高怀德。
像这种事情,不胜枚举。除此之外,柴荣还多次下令臣下举荐贤才,而且事先明,在举荐时不必避亲。
但是这里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在被举荐人受官之日,要把举主的姓名记录下来。
一旦该人为官期间,“贪浊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态轻重,连坐举主,所以朝臣们也不敢胡乱举荐。
柴荣在选拔人才的同时,又开始整肃纲纪。柴荣出身低微,长大以后又尽得郭威真传,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力戒奢华,宫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对自己的要求都那么严格,所以对贪污**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这方面上,柴荣同郭威比较起来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先天优势。郭威是个开国皇帝,手下有一批开国功臣,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来毫无顾忌。郭威又是个性格仁厚之人,虽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这类人等,就下不去手了。这就使郭威那一时代的反腐工作,总是雷声大、雨,搞得很不彻底。
等到柴荣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柴荣是继任的新君,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手下的主要干部,多数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非常便于管理。
再加上柴荣的为人十分严厉,办事又不讲情面,有过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个五代来,柴荣这一时代的吏治,可以是最好的。
不过封建社会,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尽管柴荣在反腐问题上从不手软,但是也有他对付不了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柴守礼。
柴守礼是郭威之妻柴皇后的哥哥,为人非常无赖,并曾在柴皇后嫁给郭威的过程中横加干涉。然而郭威称帝后,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将其封为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等柴荣即位后,又进一步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官职相当显赫。
但柴荣也知道他父亲不是善类,所以升完他官后,立即勒令他退休,并把他迁往洛阳居住,不肯同他见面。可是这个柴守礼到了洛阳之后,仍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曾当街杀人。
柴荣知道之后,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杀他,无可奈何,只好装作不知道,但直到柴荣去世,都没有承认柴守礼是他的父亲。
柴荣推行改革不遗余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柴荣搞均田搞到了曲阜,连孔子的后人照样也要交纳赋税。
孔子号称“百世帝王师”,就连郭威当年讨伐慕容彦超后,也曾专门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礼。但柴荣对此毫不顾忌,对他家的田税照征不误,足以见其行事之强项。而最能明问题的,还要他对佛教寺院的态度。
五代虽是极乱之世,但是也不乏净土,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来已久,晚唐时懿宗李漼就不惜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号称是“削军赋而饰伽兰,困民财而修净业。”其后近百年间,虽然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但这些寺院因为打着宗教迷信的幌子,没人敢动。不但没受什么损失,势头反而越来越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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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具体到冯道这个人来,又该如何去对他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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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是在冯道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去害过人,仅在这一上,就足以令人对他肃然起敬。后世的儒家们,因为冯道曾历仕过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击他无耻,这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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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这种理论来看,冯道确实是很无耻。但是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为肯定还有一个人要比他无耻得多,这个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孔子生活在东周,出生在鲁国,当时周天子既在,鲁国也没有灭亡,那么孔子也只有去为周天子或是鲁国国君服务的道理,他又凭什么去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呢?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灯吗?所以儒家在这一上攻击冯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这并不能明他不忠,只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内,就全心全意地为这家公司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忠于职守,品格高尚的人。反过来有的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经常把会自己公司的情报出卖给竞争对手牟利,或者干脆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财物,难道这种人对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吗?
实际上。在冯道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都是很敬仰的,评价也非常高。冯道死时是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龄。所以当时的人并不难过,反而争相传颂,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评价冯道称:“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后周宰相范质则称:“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
冯道在后晋年间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准备以天子礼仪迎接他。而即便是被冯道冲撞过的柴荣,对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后立即将其追封为“灜王”,谥号“文懿”,可见评价之高。(
谥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经天纬地,二曰道德博闻,三曰学勤好问,四曰慈惠爱民,五曰愍民惠礼,六曰赐民爵位。而懿有温柔贤善之意。冯道历仕五朝,不可能被谥为“文正”,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谥号了。)
看得出来,冯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没有一句对他贬低的话,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单从个体层面来衡量,冯道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来衡量,冯道的所作所为又确实不是很称职。
冯道历仕五朝,位不离三师三公,多次出任宰相,有着巨大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可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去做。冯道做为一个政治家来,非常圆滑,遇上李嗣源、柴荣这样的明君,他就直言进谏,因为他知道面对这样的君主,即便是过火了,也不会受到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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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有一件是他在后晋亡国后和耶律德光的那次对话,当时冯道任后晋的威胜军节度使,听耶律德光灭晋后急忙从邓州赶回来觐见。
耶律德光就问他:“你为什么回来见我?”冯道回答道:“无兵无权,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他:“你是哪一种的老子(老头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又问道:“世道离乱,何人救得百姓?”
冯道回答道:“即便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这一段话,成为后事儒家攻击冯道的一个重要依据。称他奴颜卑膝,毫无气节。但当时的人。却认为正是冯道的这番话,使得中原地区,活人无算。
以上两件事,可以算作是冯道立下的两件功劳。但是除此之外,冯道几乎什么也没做过,这个就跟他的地位非常不相称了。
冯道对此也有一些愧疚,他在《长乐老自序》中也曾写道:“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冯道就是想去做,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对他要求过高。
总而言之,冯道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世那些对他不好的评价多数是没有依据的,比如欧阳修称他为“无耻之尤”,
司马光称他为“奸臣之尤”,这种评价实在是过于苛刻了。冯道一没卖国,二没害民,三没贪污**,怎么就成了奸臣了?这种评价只能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卫道心切。
这才不遗余力地对其攻击,不足为凭。实际上,冯道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史上最强的为官纪录。除了靠他一贯圆滑的处世作风外,更多的还是多赖于他自身极强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诗的最后几句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冯道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这时柴荣正坐镇潞州指挥周军北伐北汉,所以也就顾不上回来处理他的后事。实际上,冯道的死,对柴荣所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柴荣并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后,柴荣从北汉撤军回到国内,便开始大搞军事改革,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后周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飞跃。然而,柴荣毕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在即位后曾经过:“朕有志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这是柴荣执政的一个总纲领,也就是要用十年时间统一国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乐业,最后的十年则使社会安定和谐。
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政治纲领,同时在这一纲领中也能很明确地看出,柴荣的理想不仅仅是将国家统一,他还要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光有军事改革就显然是不够了,他还必须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离不开人才,柴荣为人十分开明,一即位就下诏求贤求谏,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员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如果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谈。所论不对,柴荣并不加罪。
如果所论确有见地,柴荣马上就会给以升迁。而且他选拔干部的做法,直截了当,有能力就上,没能力就下,从来不考虑出身、履历等无关因素。
比如他选用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为相,当时朝臣们都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经科举上来的,不应该任其为相。但柴荣立刻就反驳道:“自古以文才武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耶?”
于是力排众议,将魏仁浦任命为宰相,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是非常得力。又比如后来柴荣亲征南唐,在阵前亲眼看见一人追击敌军,并夺槊而还,他立刻就把这员将领召至身前,授予节钺,这名将领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大将高怀德。
像这种事情,不胜枚举。除此之外,柴荣还多次下令臣下举荐贤才,而且事先明,在举荐时不必避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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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该人为官期间,“贪浊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态轻重,连坐举主,所以朝臣们也不敢胡乱举荐。
柴荣在选拔人才的同时,又开始整肃纲纪。柴荣出身低微,长大以后又尽得郭威真传,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力戒奢华,宫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对自己的要求都那么严格,所以对贪污**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这方面上,柴荣同郭威比较起来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先天优势。郭威是个开国皇帝,手下有一批开国功臣,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来毫无顾忌。郭威又是个性格仁厚之人,虽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这类人等,就下不去手了。这就使郭威那一时代的反腐工作,总是雷声大、雨,搞得很不彻底。
等到柴荣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柴荣是继任的新君,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手下的主要干部,多数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非常便于管理。
再加上柴荣的为人十分严厉,办事又不讲情面,有过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个五代来,柴荣这一时代的吏治,可以是最好的。
不过封建社会,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尽管柴荣在反腐问题上从不手软,但是也有他对付不了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柴守礼。
柴守礼是郭威之妻柴皇后的哥哥,为人非常无赖,并曾在柴皇后嫁给郭威的过程中横加干涉。然而郭威称帝后,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将其封为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等柴荣即位后,又进一步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官职相当显赫。
但柴荣也知道他父亲不是善类,所以升完他官后,立即勒令他退休,并把他迁往洛阳居住,不肯同他见面。可是这个柴守礼到了洛阳之后,仍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曾当街杀人。
柴荣知道之后,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杀他,无可奈何,只好装作不知道,但直到柴荣去世,都没有承认柴守礼是他的父亲。
柴荣推行改革不遗余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柴荣搞均田搞到了曲阜,连孔子的后人照样也要交纳赋税。
孔子号称“百世帝王师”,就连郭威当年讨伐慕容彦超后,也曾专门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礼。但柴荣对此毫不顾忌,对他家的田税照征不误,足以见其行事之强项。而最能明问题的,还要他对佛教寺院的态度。
五代虽是极乱之世,但是也不乏净土,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来已久,晚唐时懿宗李漼就不惜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号称是“削军赋而饰伽兰,困民财而修净业。”其后近百年间,虽然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但这些寺院因为打着宗教迷信的幌子,没人敢动。不但没受什么损失,势头反而越来越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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