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大周帝国
三司是户部、度支、盐铁三个财政部门的统称。唐代这三个部门各自设有长官,分别掌管赋税征调、财政收支、盐铁之利,对判三司事的宰相负责。大唐天佑三年(906年),昭宣帝将朱温任命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这是三司使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但朱温并未接受。
第二年,朱温篡唐,历史步入了五代,随后朱温建立建昌院,使其执掌天下钱粮、盐铁、度支等事,以养子博王朱友文判院事,这可以看作是三司使的前身。李存勖灭梁后,废建昌院,先置国计使,随后又将三司事务归于租庸使之下,但仍没有给三司使正式定名。
直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李嗣源第一次将这三个部门统一起来,任命张延朗为三司使,从此三司职权合而为一,成为了全国最高财政长官,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司使因为掌握着全国的财政大权,所以地位非常高,成为朝中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的要员,被称为次相或亚相。
三司使的出现是五代官制的一项重大突破,其余中央官员,基本沿用唐制。而在地方上,五代也基本沿用了唐朝制度,实行方镇、州、县三级管理制度,不再一一赘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军队系统。
五代军队主体可分为禁军和地方军两类。地方军是各地藩镇统属的军队,负有对外防御及稳定地方的责任,也有协同禁军作战的义务。
不过由于唐末以来,节度使权力过大,地方军队都是由节度使招募而来,所以直接听命于节度使。地方军队的统帅为节度使。下设押衙、虞候、兵马使等将佐,
其规模大小取决于藩镇的大小以及财力的强弱。五代中前期,藩镇势力极为强大。曾多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到后晋年间。虽然也时有叛乱发生,但破坏程度开始减弱。而柴荣在高平大战获胜后,已经基本将这种形势扭转过来。
五代的禁军系统要从后梁说起。朱温篡唐时,虽然名义上兼领二十一道,但实际上归他直属的只有宣武(汴州)、宣义(滑州)、天平(郓州)、护国(蒲州)四镇兵马,他就以这四镇兵马建立禁军,最初称“元从亲军”,并以元从都押衙刘鄩为都指挥使。其后随着兵力增多。
朱温因循唐制,于次年建立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左右龙骧等军,为六军十二卫,以亲王为军使,以重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其中最为核心的那支“元从亲军”改称为“侍卫亲军”,这是侍卫亲军在五代的第一次出现。
后梁禁军中又分马步军,各设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名,也称统军。从统军开始,向下为“厢、军、指挥、都”等编制序列,如某统军下分左右厢、某厢下分第几军。某军下分若干指挥,某指挥下设若干都,到“都”这一级就是最低编制了。大约在一百人左右。当然也有特例,如南汉末年专为下海采珠而设立的“媚川都”,就有八千人的编制。
李存勖灭梁后,将崇政院撤消,建枢密院,主管军国大事,但不统军。军队的最高统帅仍为蕃汉马步总管,此时该职由兼领幽州节度使的名将李存审担任。侍卫亲军也被撤消,李存勖在原有亲军“帐前银枪都”的基础上自建“从马直”作为天子亲军。但是到了李嗣源称帝后。由于此前他已接任李存审为蕃汉马步总管,所以在登基之后就撤消了这一官职。并在次年重设了侍卫亲军。此后侍卫亲军司就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后晋年间,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被升为最高统兵官。统领全部禁军,设都指挥使一名,下设副都指挥、都虞候各一名。侍卫亲军又分马、步军,建制与上级单位相同,下分左右厢,皆有军号,厢下分军,下分若干指挥、若干都。
到这个时候,侍卫亲军司已经成为了统领全国禁军的正式机构,而且侍卫亲军的规模的扩大,已经开始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不但要戍守京城、征讨叛乱,甚至要出镇地方,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而六军诸卫制也因此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后汉年代较短,基本上因循晋制,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已身在顾命大臣之列,职权越来越重,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一机构进行制衡,所以到了后周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禁军系统,即“殿前司”。
关于殿前司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宋人叶梦得称:“殿前军起于周世宗”。这个说法显然有误,因为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郭威在临死前,特意将殿前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找来参拜柴荣,这说明早在柴荣继位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机构。
而近代有学者认为殿前军起源于后晋年间甚至更早,因为在史料中曾见过“天福(后晋年号)初,累遣奉德军校,再转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
即便类似史料记载无误,或是真有类似官职存在,但似乎也很难得出殿前军早在后周前就存在的结论,因为在晋、汉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找不到有朝廷大规模征调殿前军的记录。
如果殿前军真是作为高级别禁军建制单位存在的话,在那个战乱多发的年代,不太可能留不下证据。以此推测,殿前军的真正设立,很有可能是在郭威时代中后期,而成熟期则必然是在柴荣时代。
柴荣继位后,后周即遭北汉入侵,柴荣率军御驾亲征,随后爆发高平大战,这其中就有殿前军的参与,应该能断定此时的殿前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高平大战胜利后,柴荣趁机下诏“广募天下勇士,不问来历,由各州县直接送往开封。编为殿前诸班。”编成了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优良部队,至此。殿前军军威大振。
殿前军起先设都指挥使一名,后改为殿前都点检,其下设副都指挥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军指挥使,与侍卫亲军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点检由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担任,列班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下。但由于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是与柴荣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柴荣对他有所猜忌。进而通过扶持张永德的势力而打压李重进,使张永德在军中的地位急剧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的过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只好撤军,不想却在撤军途中捡到一块“点检作”的牌子(此事存疑),于是匆忙决定罢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转由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任。当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逝。次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五代乱世从此成为了历史。
冯道身经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服侍过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佑、郭威、柴荣等十一个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从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刘、郭、柴等六个姓氏,所以冯道又被人称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冯道还曾在刘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权中担任过参军,但这是一个伪政权,而且冯道当时地位也不显赫,所以也就不给与计算了。
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后,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为掌书记,李存勖称帝之后,又将冯道任命为翰林学士。使他成为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而当李嗣源称帝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数十年间,冯道便像一块巨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始终稳稳地坐镇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漩涡中心,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对他造成半点的影响。
冯道的这种经历,堪称是空前绝后,套用一句现代语来形容,就是“他成为了当时宦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冯道成为其后一千年里,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攻击、谩骂、诋毁的最佳目标。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在冯道之后的一千余年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就集体走入了一个怪圈,主要表现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奴隶理论献计献策、舔砖加瓦,使其拥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凡是与他们这套理论发生冲突的,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其行为则是天理难容,其后果必将是天诛地灭。
这些知识分子既然很自觉的要以奴才自居,当然要不断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所以有着这么复杂经历的冯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攻击目标了。
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开口就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着又说:“一个女人,要是嫁过两个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个臣子,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谋略、治理国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称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已亏。”
司马光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时也是为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还是死后都非常受人尊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而他在被洗脑之后说出的这番话确实很愚昧。按照他这套理论,一个女人只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这个女人就只能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
不管这个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还是在外面**了一百个情妇也好,甚至是没等她过门,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个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大节亏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么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问一句:“这到底是凭什么呀?”
再说“忠臣不事二君”这句,更加可笑。一个知识分子,十年苦读,一朝入仕,碰见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帮着他治理国家。碰见一个昏君、暴君,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辞官不做。那么国家要这种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既然抱着这种态度去做官,那还用去学什么知识?
这种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几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当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而做为一个人也应该以“忠”字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忠”,一种是高层次的,是以绝对的正义、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为依据的“忠”,这是一种神圣的“忠”。为了他,即便是献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有个叫施道芬堡的德国人,为了能使战争早一天结束,曾冒死刺杀希特勒。他的这个行为,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和民族。
然而,这个时候施道芬堡的国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义、真理以及全体人类的幸福,这就与他一直忠于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施道芬堡能在这个时候,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他的行为就是光荣的,以及无比高尚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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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是户部、度支、盐铁三个财政部门的统称。唐代这三个部门各自设有长官,分别掌管赋税征调、财政收支、盐铁之利,对判三司事的宰相负责。大唐天佑三年(906年),昭宣帝将朱温任命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这是三司使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但朱温并未接受。
第二年,朱温篡唐,历史步入了五代,随后朱温建立建昌院,使其执掌天下钱粮、盐铁、度支等事,以养子博王朱友文判院事,这可以看作是三司使的前身。李存勖灭梁后,废建昌院,先置国计使,随后又将三司事务归于租庸使之下,但仍没有给三司使正式定名。
直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李嗣源第一次将这三个部门统一起来,任命张延朗为三司使,从此三司职权合而为一,成为了全国最高财政长官,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司使因为掌握着全国的财政大权,所以地位非常高,成为朝中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的要员,被称为次相或亚相。
三司使的出现是五代官制的一项重大突破,其余中央官员,基本沿用唐制。而在地方上,五代也基本沿用了唐朝制度,实行方镇、州、县三级管理制度,不再一一赘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军队系统。
五代军队主体可分为禁军和地方军两类。地方军是各地藩镇统属的军队,负有对外防御及稳定地方的责任,也有协同禁军作战的义务。
不过由于唐末以来,节度使权力过大,地方军队都是由节度使招募而来,所以直接听命于节度使。地方军队的统帅为节度使。下设押衙、虞候、兵马使等将佐,
其规模大小取决于藩镇的大小以及财力的强弱。五代中前期,藩镇势力极为强大。曾多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到后晋年间。虽然也时有叛乱发生,但破坏程度开始减弱。而柴荣在高平大战获胜后,已经基本将这种形势扭转过来。
五代的禁军系统要从后梁说起。朱温篡唐时,虽然名义上兼领二十一道,但实际上归他直属的只有宣武(汴州)、宣义(滑州)、天平(郓州)、护国(蒲州)四镇兵马,他就以这四镇兵马建立禁军,最初称“元从亲军”,并以元从都押衙刘鄩为都指挥使。其后随着兵力增多。
朱温因循唐制,于次年建立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左右龙骧等军,为六军十二卫,以亲王为军使,以重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其中最为核心的那支“元从亲军”改称为“侍卫亲军”,这是侍卫亲军在五代的第一次出现。
后梁禁军中又分马步军,各设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名,也称统军。从统军开始,向下为“厢、军、指挥、都”等编制序列,如某统军下分左右厢、某厢下分第几军。某军下分若干指挥,某指挥下设若干都,到“都”这一级就是最低编制了。大约在一百人左右。当然也有特例,如南汉末年专为下海采珠而设立的“媚川都”,就有八千人的编制。
李存勖灭梁后,将崇政院撤消,建枢密院,主管军国大事,但不统军。军队的最高统帅仍为蕃汉马步总管,此时该职由兼领幽州节度使的名将李存审担任。侍卫亲军也被撤消,李存勖在原有亲军“帐前银枪都”的基础上自建“从马直”作为天子亲军。但是到了李嗣源称帝后。由于此前他已接任李存审为蕃汉马步总管,所以在登基之后就撤消了这一官职。并在次年重设了侍卫亲军。此后侍卫亲军司就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后晋年间,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被升为最高统兵官。统领全部禁军,设都指挥使一名,下设副都指挥、都虞候各一名。侍卫亲军又分马、步军,建制与上级单位相同,下分左右厢,皆有军号,厢下分军,下分若干指挥、若干都。
到这个时候,侍卫亲军司已经成为了统领全国禁军的正式机构,而且侍卫亲军的规模的扩大,已经开始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不但要戍守京城、征讨叛乱,甚至要出镇地方,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而六军诸卫制也因此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后汉年代较短,基本上因循晋制,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已身在顾命大臣之列,职权越来越重,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一机构进行制衡,所以到了后周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禁军系统,即“殿前司”。
关于殿前司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宋人叶梦得称:“殿前军起于周世宗”。这个说法显然有误,因为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郭威在临死前,特意将殿前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找来参拜柴荣,这说明早在柴荣继位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机构。
而近代有学者认为殿前军起源于后晋年间甚至更早,因为在史料中曾见过“天福(后晋年号)初,累遣奉德军校,再转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
即便类似史料记载无误,或是真有类似官职存在,但似乎也很难得出殿前军早在后周前就存在的结论,因为在晋、汉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找不到有朝廷大规模征调殿前军的记录。
如果殿前军真是作为高级别禁军建制单位存在的话,在那个战乱多发的年代,不太可能留不下证据。以此推测,殿前军的真正设立,很有可能是在郭威时代中后期,而成熟期则必然是在柴荣时代。
柴荣继位后,后周即遭北汉入侵,柴荣率军御驾亲征,随后爆发高平大战,这其中就有殿前军的参与,应该能断定此时的殿前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高平大战胜利后,柴荣趁机下诏“广募天下勇士,不问来历,由各州县直接送往开封。编为殿前诸班。”编成了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优良部队,至此。殿前军军威大振。
殿前军起先设都指挥使一名,后改为殿前都点检,其下设副都指挥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军指挥使,与侍卫亲军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点检由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担任,列班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下。但由于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是与柴荣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柴荣对他有所猜忌。进而通过扶持张永德的势力而打压李重进,使张永德在军中的地位急剧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的过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只好撤军,不想却在撤军途中捡到一块“点检作”的牌子(此事存疑),于是匆忙决定罢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转由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任。当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逝。次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五代乱世从此成为了历史。
冯道身经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服侍过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佑、郭威、柴荣等十一个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从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刘、郭、柴等六个姓氏,所以冯道又被人称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冯道还曾在刘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权中担任过参军,但这是一个伪政权,而且冯道当时地位也不显赫,所以也就不给与计算了。
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后,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为掌书记,李存勖称帝之后,又将冯道任命为翰林学士。使他成为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而当李嗣源称帝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数十年间,冯道便像一块巨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始终稳稳地坐镇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漩涡中心,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对他造成半点的影响。
冯道的这种经历,堪称是空前绝后,套用一句现代语来形容,就是“他成为了当时宦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冯道成为其后一千年里,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攻击、谩骂、诋毁的最佳目标。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在冯道之后的一千余年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就集体走入了一个怪圈,主要表现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奴隶理论献计献策、舔砖加瓦,使其拥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凡是与他们这套理论发生冲突的,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其行为则是天理难容,其后果必将是天诛地灭。
这些知识分子既然很自觉的要以奴才自居,当然要不断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所以有着这么复杂经历的冯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攻击目标了。
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开口就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着又说:“一个女人,要是嫁过两个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个臣子,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谋略、治理国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称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已亏。”
司马光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时也是为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还是死后都非常受人尊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而他在被洗脑之后说出的这番话确实很愚昧。按照他这套理论,一个女人只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这个女人就只能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
不管这个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还是在外面**了一百个情妇也好,甚至是没等她过门,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个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大节亏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么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问一句:“这到底是凭什么呀?”
再说“忠臣不事二君”这句,更加可笑。一个知识分子,十年苦读,一朝入仕,碰见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帮着他治理国家。碰见一个昏君、暴君,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辞官不做。那么国家要这种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既然抱着这种态度去做官,那还用去学什么知识?
这种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几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当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而做为一个人也应该以“忠”字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忠”,一种是高层次的,是以绝对的正义、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为依据的“忠”,这是一种神圣的“忠”。为了他,即便是献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有个叫施道芬堡的德国人,为了能使战争早一天结束,曾冒死刺杀希特勒。他的这个行为,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和民族。
然而,这个时候施道芬堡的国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义、真理以及全体人类的幸福,这就与他一直忠于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施道芬堡能在这个时候,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他的行为就是光荣的,以及无比高尚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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