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圣人
以刘小卿正这种人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主角,不太说得过去。
要是搞点cuan伪诏的事好办,但难办的是,只怕会有不答应的人出现。
那时,谋逆的大罪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那是要灭九族的。
虽说他可以甘冒风险,但如果在事先没有得到某人的明确承诺,冒这样的风险值不值,还很难说。
因此,很有可能,这笔生意,在事先就谈妥的。
这样看来,应该是有一个投资计划,在外人看,是阴谋,早就开始实施了,现在只不过是它的阶段性成果。
这可以从某些迹象上看出来。
宣皇帝才二十多岁,荒淫纵欲,极有可能很快就弄坏了身子,但仍然是太快了点。
仅一年的功夫,人就被抽空了,这到也说得过去,但是,他发病的临床表现,却是喉痛。
这喉痛,要说是性病引起,也有可能。
但问题在于,这病来得太突然,过去却没有出现过症状,说是性病引起,没有根据。
而要是说中风之类,也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但对于纵欲者,损耗精力,与得中风的条件,不太相符。
总之,周天元皇帝,从发病到死亡,仅一天时间,太快了。
如果这与那个可能存在的阴谋有关,那么眼前这位刘小卿正,刘房开所做的事,就只是一种表演。
仅是刚开始写这段历史,本人就有了一种感觉,并不是不寒而粟,而是那种老被障眼的东西欺骗的叹服。
是的,读有关历史的许多文字,你会不经意地放过,因为同一段历史,会有众多的资料,让你头昏眼花,但是回过头去一想;不对,在那些文字的后面,其实还藏有另外的秘密。
就象说起这周天元的死,大概也只有中风,脑溢血之类的,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还有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白喉等传染病,但如果是宫中暴发传染病,应该有记载,而有关于此,未见有半个字提及。
再不就是周天元是中暑,当时天热,而此人体虚,但中暑是不会表现为喉痛的。
也许还有可能,是得了某种不知名的病,按说应该留下些说明,但同样却不见片语,这是很值得奇怪的。
所以说,仅点明“喉痛”,人却很快就死了,这其中会让我们读过后,回过头来想:其中隐约透露了些什么?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下面发生的事,就会觉得很多原来不太说得过去的事,变得可以理解。
当刘房开从那间卧室出来后,就留了下来。
而颜书呆先自走了,其实这和原先预料的一样,因为接下来的事,到也不能让他参加,这涉及高级别的秘密。
颜书呆走了,却在随后,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领内史郑译、御正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及御正大夫皇甫绩。
他们前来,名义上是召开治丧委员会预备会,但真正要要商量的,却是房开公司成立的入股会议。
挂羊头卖狗肉,有点见不得人,所以只能是密谋。
不过,找这些人来,一般会七嘴八舌,办不成事,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刘房开做为召集人,未来的房开公司董事会秘书长,先要拿出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很难说。
对这个疑问,只有他刘房开一个人能够回答。
合理的怀疑是,如果这个方案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刘小卿正尽管才思敏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接下来要搞定的事和人,有这样大的把握,这从他发言时底气十足的样子,就可以看出。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判断了当前市场情况,预测了未来投资收益等重大问题,好象并不是单凭果断本身,就能解决的,要是事先没有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的话。
而现在的刘房开做的事,越看就越象是表演。
只不过就是表演,也要象是真的一样。
事情也许是和计划的一样,这几个找来的人,在他一番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说理分析后,并不多言。
也许因为各人知道的秘密,虽略有不同,但许多地方是一样的。
要说他刘房开,是此次秘密会议的主持,还是因为他是赟哥的兄弟,决非常人可比。
当然,找来的这些人,都和他一样,个个都犀利,且是同志。
先看这郑译(公元540年-591年),字正义,荥阳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市人。
其虽为和宣皇帝一起胡搞的近侍奸臣,却起了个“正义”的字号,把坏事干得“正义”,却正是干眼下这件事所需要的。
不过,郑正义同志,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
首先是他不一般的经历:其早年小小年纪,就投身到火热的军阀战争事业中,而且因为纯属偶然的机会,竟与后来的重要人物,隋太祖杨忠有了瓜葛,这是他成为股东的第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
韦,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因为参加此次股东会,定下了后来搞房开的大政方针有功,被新房东,加官上柱国,相当于军队的挂名元帅。
这官虽为虚职,却可以不干事而领取国家干部最高级别的工资,说明功劳确实大。
此人后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体位于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成为一方诸候。
不过,值得奇怪的是,史书上除了以上情况,别无其它,虽然知道此人曾经住在首都郊区,却显然是有些来历不明。
然而从后来对他的封赏来看,其当时所起作用应该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从始至终,就是为这次股东会,有备而来的,让人想起卧底之类的,看来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还有御正大夫皇甫绩。
要说这皇甫绩,该股东从小就熟读经史书籍,以博学闻名天下,还救过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将韦孝宽的外孙,可谓是压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见,这五位中,有来历不明者,如韦;
有因为份量足,而被请来压秤的,如皇甫绩;
再有就是一肚子阴谋的高手郑译和柳裘。
不过,他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评价:叫做“俊杰”,这是一个关于“识时务者”们的专属名词。
而所谓时务,也就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而这当务之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两个人的事。
解决不是要“解决”掉的意思,而是说把这两个人的事办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并且由此开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这第一个人,是皇帝,周静帝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公元573年—58
就在这五位股东开会的时候,此时静皇帝现正在宫廷中那层层大门后的最后一道门,叫露门的后面,中央官办学校(入学者都是**)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几天夜,而且应该是眼睛红肿,时不时要以泪洗面。
也许各位没有注意到,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限将临的宣皇帝,与这里所说的静皇帝,同时出现在北周人民的头顶上,是不是搞错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地上也不会有两个皇帝(当然,如果出了这个国家的大门,就会进入另一个皇帝的皇土,当时天下有好几个皇帝。)
但是,这是事实,只不过那位宣皇帝,为了以示区别,在皇帝称号前加了两个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传统,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天”,也就是取天为老大的意思。
当然,这个称谓要是真说起话来,是有些别扭的。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变成了“天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话,确实不象是人话。
不过,象这样的搞法,也的确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明创造。
宣皇帝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现在,让五位股东所担心的大事,并不象历朝历代那样,每逢此时,便会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
因为通常在此时,让这帮大臣们最忙活的事,即有关新皇帝的人选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经办过了。
那位已登大位的静皇帝,就在隔壁几间的屋子呆着,所以不用再忙活。
而这皇帝静,此时才九岁。
这么小就当皇帝,这到也没有什么稀奇,还有比这小得多的,比皇帝静早几百年前,东汉时的殇帝(刘隆),生下来只有100多天就当皇帝了。
那么,这五位股东开会的内容,与新皇帝继位大事无关,也不会是有关于周天元皇帝宣下葬的事,又会是什么事呢?
是与有关的房开的事。
因此面而讨论的结论是:饭要一囗囗吃,事情只能分成两次办。
这个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的计划,与眼下的面临的情况有关。
对这个计划的最大贡献者,有可能就是刘房开。
理由是:他在选举公司董事长时说的那句话,透露出当时会议的情况。
而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与周天元的伟大创举,对此事所设置的障碍有关。
——也许周天元早就觉察到有一个针对他和他的皇位的夺权计划,将要开始或已经开始,所以还是有两个皇帝保险。
周天元自己当皇帝,同时让他的儿子也当皇帝,被后来的许多人释明,是因为周天元为了有时间,和他那些抱括后妈在内的女人们整天胡搞,还因为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不省人事,没工夫,也没兴趣当皇帝。
其实,这个说法,经查实,周天元本人没说,是别人替他说的,其可信度并不高。
而周天元曾经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到是确有其事。
只不过,他是把目标锁定在我们下面就要说起的这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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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谋逆的大罪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那是要灭九族的。
虽说他可以甘冒风险,但如果在事先没有得到某人的明确承诺,冒这样的风险值不值,还很难说。
因此,很有可能,这笔生意,在事先就谈妥的。
这样看来,应该是有一个投资计划,在外人看,是阴谋,早就开始实施了,现在只不过是它的阶段性成果。
这可以从某些迹象上看出来。
宣皇帝才二十多岁,荒淫纵欲,极有可能很快就弄坏了身子,但仍然是太快了点。
仅一年的功夫,人就被抽空了,这到也说得过去,但是,他发病的临床表现,却是喉痛。
这喉痛,要说是性病引起,也有可能。
但问题在于,这病来得太突然,过去却没有出现过症状,说是性病引起,没有根据。
而要是说中风之类,也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但对于纵欲者,损耗精力,与得中风的条件,不太相符。
总之,周天元皇帝,从发病到死亡,仅一天时间,太快了。
如果这与那个可能存在的阴谋有关,那么眼前这位刘小卿正,刘房开所做的事,就只是一种表演。
仅是刚开始写这段历史,本人就有了一种感觉,并不是不寒而粟,而是那种老被障眼的东西欺骗的叹服。
是的,读有关历史的许多文字,你会不经意地放过,因为同一段历史,会有众多的资料,让你头昏眼花,但是回过头去一想;不对,在那些文字的后面,其实还藏有另外的秘密。
就象说起这周天元的死,大概也只有中风,脑溢血之类的,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还有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白喉等传染病,但如果是宫中暴发传染病,应该有记载,而有关于此,未见有半个字提及。
再不就是周天元是中暑,当时天热,而此人体虚,但中暑是不会表现为喉痛的。
也许还有可能,是得了某种不知名的病,按说应该留下些说明,但同样却不见片语,这是很值得奇怪的。
所以说,仅点明“喉痛”,人却很快就死了,这其中会让我们读过后,回过头来想:其中隐约透露了些什么?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下面发生的事,就会觉得很多原来不太说得过去的事,变得可以理解。
当刘房开从那间卧室出来后,就留了下来。
而颜书呆先自走了,其实这和原先预料的一样,因为接下来的事,到也不能让他参加,这涉及高级别的秘密。
颜书呆走了,却在随后,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领内史郑译、御正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及御正大夫皇甫绩。
他们前来,名义上是召开治丧委员会预备会,但真正要要商量的,却是房开公司成立的入股会议。
挂羊头卖狗肉,有点见不得人,所以只能是密谋。
不过,找这些人来,一般会七嘴八舌,办不成事,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刘房开做为召集人,未来的房开公司董事会秘书长,先要拿出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很难说。
对这个疑问,只有他刘房开一个人能够回答。
合理的怀疑是,如果这个方案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刘小卿正尽管才思敏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接下来要搞定的事和人,有这样大的把握,这从他发言时底气十足的样子,就可以看出。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判断了当前市场情况,预测了未来投资收益等重大问题,好象并不是单凭果断本身,就能解决的,要是事先没有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的话。
而现在的刘房开做的事,越看就越象是表演。
只不过就是表演,也要象是真的一样。
事情也许是和计划的一样,这几个找来的人,在他一番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说理分析后,并不多言。
也许因为各人知道的秘密,虽略有不同,但许多地方是一样的。
要说他刘房开,是此次秘密会议的主持,还是因为他是赟哥的兄弟,决非常人可比。
当然,找来的这些人,都和他一样,个个都犀利,且是同志。
先看这郑译(公元540年-591年),字正义,荥阳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市人。
其虽为和宣皇帝一起胡搞的近侍奸臣,却起了个“正义”的字号,把坏事干得“正义”,却正是干眼下这件事所需要的。
不过,郑正义同志,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
首先是他不一般的经历:其早年小小年纪,就投身到火热的军阀战争事业中,而且因为纯属偶然的机会,竟与后来的重要人物,隋太祖杨忠有了瓜葛,这是他成为股东的第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
韦,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因为参加此次股东会,定下了后来搞房开的大政方针有功,被新房东,加官上柱国,相当于军队的挂名元帅。
这官虽为虚职,却可以不干事而领取国家干部最高级别的工资,说明功劳确实大。
此人后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体位于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成为一方诸候。
不过,值得奇怪的是,史书上除了以上情况,别无其它,虽然知道此人曾经住在首都郊区,却显然是有些来历不明。
然而从后来对他的封赏来看,其当时所起作用应该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从始至终,就是为这次股东会,有备而来的,让人想起卧底之类的,看来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还有御正大夫皇甫绩。
要说这皇甫绩,该股东从小就熟读经史书籍,以博学闻名天下,还救过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将韦孝宽的外孙,可谓是压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见,这五位中,有来历不明者,如韦;
有因为份量足,而被请来压秤的,如皇甫绩;
再有就是一肚子阴谋的高手郑译和柳裘。
不过,他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评价:叫做“俊杰”,这是一个关于“识时务者”们的专属名词。
而所谓时务,也就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而这当务之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两个人的事。
解决不是要“解决”掉的意思,而是说把这两个人的事办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并且由此开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这第一个人,是皇帝,周静帝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公元573年—58
就在这五位股东开会的时候,此时静皇帝现正在宫廷中那层层大门后的最后一道门,叫露门的后面,中央官办学校(入学者都是**)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几天夜,而且应该是眼睛红肿,时不时要以泪洗面。
也许各位没有注意到,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限将临的宣皇帝,与这里所说的静皇帝,同时出现在北周人民的头顶上,是不是搞错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地上也不会有两个皇帝(当然,如果出了这个国家的大门,就会进入另一个皇帝的皇土,当时天下有好几个皇帝。)
但是,这是事实,只不过那位宣皇帝,为了以示区别,在皇帝称号前加了两个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传统,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天”,也就是取天为老大的意思。
当然,这个称谓要是真说起话来,是有些别扭的。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变成了“天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话,确实不象是人话。
不过,象这样的搞法,也的确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明创造。
宣皇帝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现在,让五位股东所担心的大事,并不象历朝历代那样,每逢此时,便会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
因为通常在此时,让这帮大臣们最忙活的事,即有关新皇帝的人选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经办过了。
那位已登大位的静皇帝,就在隔壁几间的屋子呆着,所以不用再忙活。
而这皇帝静,此时才九岁。
这么小就当皇帝,这到也没有什么稀奇,还有比这小得多的,比皇帝静早几百年前,东汉时的殇帝(刘隆),生下来只有100多天就当皇帝了。
那么,这五位股东开会的内容,与新皇帝继位大事无关,也不会是有关于周天元皇帝宣下葬的事,又会是什么事呢?
是与有关的房开的事。
因此面而讨论的结论是:饭要一囗囗吃,事情只能分成两次办。
这个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的计划,与眼下的面临的情况有关。
对这个计划的最大贡献者,有可能就是刘房开。
理由是:他在选举公司董事长时说的那句话,透露出当时会议的情况。
而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与周天元的伟大创举,对此事所设置的障碍有关。
——也许周天元早就觉察到有一个针对他和他的皇位的夺权计划,将要开始或已经开始,所以还是有两个皇帝保险。
周天元自己当皇帝,同时让他的儿子也当皇帝,被后来的许多人释明,是因为周天元为了有时间,和他那些抱括后妈在内的女人们整天胡搞,还因为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不省人事,没工夫,也没兴趣当皇帝。
其实,这个说法,经查实,周天元本人没说,是别人替他说的,其可信度并不高。
而周天元曾经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到是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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