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唐明皇13
于是,引起非常大的怨恨。(坦白说,宋璟这样干是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
他们不满,但是在正常管道下无法表达。碰巧这时候发生旱灾,而民间传说是因为旱魃的出现,而旱魃出现又常常代表有冤狱,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么个点子来让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戏时,戏上的演员突然扮成旱魃的样子出来,这时只见戏中的丑角问他:
“你怎么出来了?”
“是因为相公(唐称宰相为相公)的缘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员这样回答。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清楚!”丑角又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人被羁押在狱中,有冤难伸,我这个旱魃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李隆基听到,心念一动,叫人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于是对宋璟开始不太满意。
而不久后,宋璟跟苏颋两人又上疏请求严格禁止恶钱流通。因江淮一带恶钱最为泛滥,所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严格取缔恶钱,要求不准使用。萧隐之前往后,雷厉风行,激烈打击恶钱的使用,结果让当地市场的商业几乎停止运作,不但打击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李隆基于是贬谪萧望之,并让宋璟跟苏颋下台,宋璟转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转礼部尚书。
事实上恶钱在历朝历代凡是有铸币的都会发生,西汉的五铢钱的恶钱据说轻薄如纸,被戏称为“荚子钱”(意思是指跟豆壳一样轻),但是唐代确实特别严重。那恶钱是怎么产生的?
(连载更新)
司马迁货殖列传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商业市场的本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其实很像亚当斯密斯(AdamSmith)在国富论提出的,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透过“它“自然的运作可以让经济最有效率;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社会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恶钱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货币铸造的权利被收归国有。民间不得自行铸造,盗铸货币既然是违法的,那索性偷工减料盗铸成分不足(铜含量不足)的钱币,利润更大。
其次,唐朝在开国近百年后,长期的和平使得经济发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长江以南的大幅开发,让商品经济大为发达,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据货币理论,在流速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跟交易的总数量呈正比,当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时,货币就会不足,货币不足,恶钱就会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货币一起被使用。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拿到好钱的人会把好钱收藏起来,而只把坏钱拿出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后市面上会都是坏钱在流通,那怎么办?没关系。一段时间后,百姓都知道恶钱是比较没价值的,好钱是比较有价值的,好钱恶钱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所以恶钱其实对民间影响不是那么大,时间久了,盗铸恶钱的效益就会下降,最后就会趋同于材料+铸造费用,没有太大的利润可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处理恶钱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钱币的供应量。一方面由国家出面管理铜矿,提高铜的市价,降低私铸铜钱的获利空间;以上两点如果能做到,再来加强重罚私铸铜钱的行为,而对于已经流通的恶钱,应该采取公私分离的态度,即在公场合(政府部门收税及支出时)一定使用正钱(开元通宝),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时如果采用恶钱,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恶钱就算不会大幅减少,其价值也会逐步降低,大家就会排斥收取恶钱,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一定比例将恶钱回收重新铸钱,恶钱就会减少。
事实上在开元六年的时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恶钱,同时收集民间的恶钱熔化。那一次的禁钱令主要执行地点是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动荡。市场大乱,生意几乎完全停摆。当时是宋璟跟苏颋两人建议动用太府寺存款两万串,来购买人民卖不出去而政府可以使用的商品,同时也让两京的文武官员预借薪俸(可见长安洛阳是靠政府消费为主的都市,跟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钱提早流入市场,危机才解除。
但这一次的主要禁止地点是江淮一带,恶钱不准流动后,新钱无法有效流入,就造成钱荒,货物无法有效交易,商人蒙受很大的损失(钱收不回来,货卖不掉,资金无法周转),百姓手头没有正钱(开元通宝),也无法买到商品,很不方便。
造成问题后,皇帝没办法,只好替罪羔羊出来,恶钱的事,表面上还是禁止,但实际上大为放松,恶钱当然再度在市场流通。
宋苏两人挪窝后,李隆基点选京兆尹源乾曜当黄门侍郎,并州(山西太原市)长史张嘉贞当中书侍郎,两人都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对我们来说是老朋友了,就不多介绍;而张嘉贞能够从并州长史的位置回到中央任宰相,算是很大的提升,为什么能提升这么快?主要是在开元六年的时候,张嘉贞担任天兵军使(天兵军团指挥官,驻扎并州,不过天兵这名字也太好笑了……)时,有人检举他在军中贪赃枉法;政府派人调查,发现不是事实,皇帝很生气,打算命诬告者反坐(诬告者接受其诬告罪名的刑法)。张嘉贞上疏说:“他的行为虽然不端,但如果现在处罚他,恐怕阻挡言论管道,让天下事无法传到陛下耳中,我建议特别赦免。“那个人遂得免除斩首,减刑一等。李隆基很赏识张嘉贞的忠心,所以本次职位调整时就提拔他当宰相。说实话。这种伎俩实在太过老套,没想到李隆基竟然还吃这一套,无语!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当宰相还是源张两人时。有一个担任监察御史的小官(正八品)上书谈一件事,引发了唐朝中期最大的经济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持续了将近十年,而且其政治盟友之一操纵了开元天宝年间二十余年的朝政。这个小官员叫宇文融,其政治盟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林甫。
宇文融出生于世家。其父系家族出自于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的后裔,母系家族是京兆韦氏,外祖父及二位舅舅都当过宰相,史书记载:“十数年间,一门三相,衣冠之美,振古难俦”。他的祖父宇文节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当过宰相,可惜因为卷入房遗爱的谋反案件中,被贬到桂州(广西桂林市),所以宇文融的父亲宇文峤只当到了莱州长史而已。而且历史上几乎没有宇文峤的任何记载。
宇文融少年是不是很喜欢读书,特别是对诗词歌赋没有太大的兴趣。在学堂上,夫子在教古文时,他也只是人云亦云,没有特别的天分。
成年后,宇文融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没有录取,所以只能走门荫的路线。本来按照规定,他祖父曾经加银青光禄大夫,可以荫一子从七品下。荫一孙从八品上。但因为宇文节曾经被流配,宇文融出仕时难免受到影响,所以不是太顺利,经过一阵子资历的累积。在开元初期,才当到到富平县主簿(正九品上),按照这种情况,宇文融根本没有机会爬到太高的位置。
但宇文融并不因为自己担任的是小吏就自暴自弃,他似乎天生对管理财政有天赋,在富平县主簿的任上。整个县的户数,应缴纳的税赋,田地数的账目,都一清二楚。富平县属于京兆府,在京兆府的县份中,富平县总是在最早就将应交的赋税缴齐,而且财政帐目一清二楚,富平县令觉得自己有这个部下实在是太幸运了。
有一天,时任京兆府尹的源乾曜到富平县巡视,县令照例要向府尹汇报该县的状况,但县令报告的七零八落,而当府尹问一些细节问题时,县令更是一问三不知,源乾曜觉得很奇怪,因为富平县平常表现在所辖的县中是最好的,为何县令表现这么差?
眼看县令无法招架,宇文融决定挺身而出,他告诉源乾曜,县令因为前一阵子身体不好,这些地方事务都是由他代为处理,可否由他来代替县令回答府尹大人的问题?
源乾曜看了一下这个三十来岁的主簿,面貌并无特殊之处,但跟他的目光相对后,对方一对眸子透出精明干练的神气,叫人不敢小视,不禁有些动容。
(近日更新)
源乾曜随口问了一些县里的状况,例如当地的农产状况,农民生计,征税情况等,不料这位主簿侃侃而谈,其中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位主簿对这些问题不但完全了解状况,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大人,如您所知,富平县在京兆附近算是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加上靠近京城,当地豪强结合朝中官员或是皇亲,在这里占有土地超过政府规定的有很多例,而且大多是比较肥沃的地段。自开国以来,这几年没战乱,人口增加很快,土地不够分配,再加上有不少人在荒年时交不起租调(唐朝的税赋政策为租庸调;简单说,租就是缴交粮食,庸就是服劳役,调就是缴交布匹),就将土地转给当地豪强。如此一来,贫者越贫,最后只好流亡他乡,所以本县人口这几年下降的很快。”
“另外为了逃避租调,本县还有很多人利用关系取得僧籍,这样就可以不用交纳赋税。这些人不但将原有的田产出租给别人收取田租,还娶妻生子,或是吃肉喝酒,不守清规。”
源乾曜当京兆尹的这几年,对下属的这些县份也有所了解,就他从别的县份所听到的消息,这位主簿所讲的,大抵是事实,但过去没有人讲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源乾曜不禁想了解,对这些问题,眼前这个人是否有什么解决之道。
“那你认为朝廷该如何处置?”
“小人只是区区一个九品主簿,大人所问的问题,题目太大,应该由朝廷重臣来商讨,非小人可以置喙。”
“但说无妨,权且当做是纸上谈兵,如何?”
“大人既然这样说,小的就斗胆试言几句”
这时源乾曜看到眼前这位小吏似乎一下子变高大了许多,脸上也充满了自信与光彩,他情不自禁的集中精神,听着这位小吏在那儿侃侃而谈:
“小人认为,当今第一要务,乃在于括户(检校户口)。当今各州县,人口流动迁移甚多,但各州县因为自身原因,增加人口的州县不愿主动提报,以免增加租调负担;而人口减少州县,少数据实以报以减轻负担,更甚者担心户口减少会使考评被列为下等,于是不上报,这样所增加的租调需要有出处,就会被摊派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身上,增加他们的负担。”
“如果进行括户,朝廷就可以知道各州县的实际户口数量。对于流亡的户口,我建议凡是已经在当地占有田地者,应该命令他们调整户籍,归为流亡所在地州县的户籍;至于没有占有土地的户口,可以由政府补贴旅费,命令他们前往户口较少的地方,如江南/岭南等地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土地,朝廷在租调上给于适当的优惠,以资鼓励;另外如果有愿意返乡的,州县因该协助他们取回被侵占的土地,或是调整职田(朝廷发放给官员的土地)及寺庙占地的田地,这些田地也可授予返乡的流民,如此一来,流民得以安置,朝廷对租调有所掌握。加上籍户口数必然增加,朝廷财政也可获得喘息,遇到天灾或是边境有战事时,才有余裕来处置,这是一举多得的善政。”
源乾曜表面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是十分佩服。听完后,他问了一句: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宇文融!”
“平昌县公宇文节可跟你有关系?”
“正是先祖父!”
“好,宇文融,我记住你了!哈哈哈……”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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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满,但是在正常管道下无法表达。碰巧这时候发生旱灾,而民间传说是因为旱魃的出现,而旱魃出现又常常代表有冤狱,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么个点子来让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戏时,戏上的演员突然扮成旱魃的样子出来,这时只见戏中的丑角问他:
“你怎么出来了?”
“是因为相公(唐称宰相为相公)的缘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员这样回答。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清楚!”丑角又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人被羁押在狱中,有冤难伸,我这个旱魃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李隆基听到,心念一动,叫人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于是对宋璟开始不太满意。
而不久后,宋璟跟苏颋两人又上疏请求严格禁止恶钱流通。因江淮一带恶钱最为泛滥,所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严格取缔恶钱,要求不准使用。萧隐之前往后,雷厉风行,激烈打击恶钱的使用,结果让当地市场的商业几乎停止运作,不但打击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李隆基于是贬谪萧望之,并让宋璟跟苏颋下台,宋璟转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转礼部尚书。
事实上恶钱在历朝历代凡是有铸币的都会发生,西汉的五铢钱的恶钱据说轻薄如纸,被戏称为“荚子钱”(意思是指跟豆壳一样轻),但是唐代确实特别严重。那恶钱是怎么产生的?
(连载更新)
司马迁货殖列传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商业市场的本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其实很像亚当斯密斯(AdamSmith)在国富论提出的,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透过“它“自然的运作可以让经济最有效率;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社会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恶钱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货币铸造的权利被收归国有。民间不得自行铸造,盗铸货币既然是违法的,那索性偷工减料盗铸成分不足(铜含量不足)的钱币,利润更大。
其次,唐朝在开国近百年后,长期的和平使得经济发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长江以南的大幅开发,让商品经济大为发达,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据货币理论,在流速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跟交易的总数量呈正比,当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时,货币就会不足,货币不足,恶钱就会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货币一起被使用。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拿到好钱的人会把好钱收藏起来,而只把坏钱拿出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后市面上会都是坏钱在流通,那怎么办?没关系。一段时间后,百姓都知道恶钱是比较没价值的,好钱是比较有价值的,好钱恶钱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所以恶钱其实对民间影响不是那么大,时间久了,盗铸恶钱的效益就会下降,最后就会趋同于材料+铸造费用,没有太大的利润可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处理恶钱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钱币的供应量。一方面由国家出面管理铜矿,提高铜的市价,降低私铸铜钱的获利空间;以上两点如果能做到,再来加强重罚私铸铜钱的行为,而对于已经流通的恶钱,应该采取公私分离的态度,即在公场合(政府部门收税及支出时)一定使用正钱(开元通宝),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时如果采用恶钱,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恶钱就算不会大幅减少,其价值也会逐步降低,大家就会排斥收取恶钱,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一定比例将恶钱回收重新铸钱,恶钱就会减少。
事实上在开元六年的时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恶钱,同时收集民间的恶钱熔化。那一次的禁钱令主要执行地点是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动荡。市场大乱,生意几乎完全停摆。当时是宋璟跟苏颋两人建议动用太府寺存款两万串,来购买人民卖不出去而政府可以使用的商品,同时也让两京的文武官员预借薪俸(可见长安洛阳是靠政府消费为主的都市,跟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钱提早流入市场,危机才解除。
但这一次的主要禁止地点是江淮一带,恶钱不准流动后,新钱无法有效流入,就造成钱荒,货物无法有效交易,商人蒙受很大的损失(钱收不回来,货卖不掉,资金无法周转),百姓手头没有正钱(开元通宝),也无法买到商品,很不方便。
造成问题后,皇帝没办法,只好替罪羔羊出来,恶钱的事,表面上还是禁止,但实际上大为放松,恶钱当然再度在市场流通。
宋苏两人挪窝后,李隆基点选京兆尹源乾曜当黄门侍郎,并州(山西太原市)长史张嘉贞当中书侍郎,两人都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对我们来说是老朋友了,就不多介绍;而张嘉贞能够从并州长史的位置回到中央任宰相,算是很大的提升,为什么能提升这么快?主要是在开元六年的时候,张嘉贞担任天兵军使(天兵军团指挥官,驻扎并州,不过天兵这名字也太好笑了……)时,有人检举他在军中贪赃枉法;政府派人调查,发现不是事实,皇帝很生气,打算命诬告者反坐(诬告者接受其诬告罪名的刑法)。张嘉贞上疏说:“他的行为虽然不端,但如果现在处罚他,恐怕阻挡言论管道,让天下事无法传到陛下耳中,我建议特别赦免。“那个人遂得免除斩首,减刑一等。李隆基很赏识张嘉贞的忠心,所以本次职位调整时就提拔他当宰相。说实话。这种伎俩实在太过老套,没想到李隆基竟然还吃这一套,无语!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当宰相还是源张两人时。有一个担任监察御史的小官(正八品)上书谈一件事,引发了唐朝中期最大的经济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持续了将近十年,而且其政治盟友之一操纵了开元天宝年间二十余年的朝政。这个小官员叫宇文融,其政治盟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林甫。
宇文融出生于世家。其父系家族出自于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的后裔,母系家族是京兆韦氏,外祖父及二位舅舅都当过宰相,史书记载:“十数年间,一门三相,衣冠之美,振古难俦”。他的祖父宇文节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当过宰相,可惜因为卷入房遗爱的谋反案件中,被贬到桂州(广西桂林市),所以宇文融的父亲宇文峤只当到了莱州长史而已。而且历史上几乎没有宇文峤的任何记载。
宇文融少年是不是很喜欢读书,特别是对诗词歌赋没有太大的兴趣。在学堂上,夫子在教古文时,他也只是人云亦云,没有特别的天分。
成年后,宇文融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没有录取,所以只能走门荫的路线。本来按照规定,他祖父曾经加银青光禄大夫,可以荫一子从七品下。荫一孙从八品上。但因为宇文节曾经被流配,宇文融出仕时难免受到影响,所以不是太顺利,经过一阵子资历的累积。在开元初期,才当到到富平县主簿(正九品上),按照这种情况,宇文融根本没有机会爬到太高的位置。
但宇文融并不因为自己担任的是小吏就自暴自弃,他似乎天生对管理财政有天赋,在富平县主簿的任上。整个县的户数,应缴纳的税赋,田地数的账目,都一清二楚。富平县属于京兆府,在京兆府的县份中,富平县总是在最早就将应交的赋税缴齐,而且财政帐目一清二楚,富平县令觉得自己有这个部下实在是太幸运了。
有一天,时任京兆府尹的源乾曜到富平县巡视,县令照例要向府尹汇报该县的状况,但县令报告的七零八落,而当府尹问一些细节问题时,县令更是一问三不知,源乾曜觉得很奇怪,因为富平县平常表现在所辖的县中是最好的,为何县令表现这么差?
眼看县令无法招架,宇文融决定挺身而出,他告诉源乾曜,县令因为前一阵子身体不好,这些地方事务都是由他代为处理,可否由他来代替县令回答府尹大人的问题?
源乾曜看了一下这个三十来岁的主簿,面貌并无特殊之处,但跟他的目光相对后,对方一对眸子透出精明干练的神气,叫人不敢小视,不禁有些动容。
(近日更新)
源乾曜随口问了一些县里的状况,例如当地的农产状况,农民生计,征税情况等,不料这位主簿侃侃而谈,其中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位主簿对这些问题不但完全了解状况,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大人,如您所知,富平县在京兆附近算是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加上靠近京城,当地豪强结合朝中官员或是皇亲,在这里占有土地超过政府规定的有很多例,而且大多是比较肥沃的地段。自开国以来,这几年没战乱,人口增加很快,土地不够分配,再加上有不少人在荒年时交不起租调(唐朝的税赋政策为租庸调;简单说,租就是缴交粮食,庸就是服劳役,调就是缴交布匹),就将土地转给当地豪强。如此一来,贫者越贫,最后只好流亡他乡,所以本县人口这几年下降的很快。”
“另外为了逃避租调,本县还有很多人利用关系取得僧籍,这样就可以不用交纳赋税。这些人不但将原有的田产出租给别人收取田租,还娶妻生子,或是吃肉喝酒,不守清规。”
源乾曜当京兆尹的这几年,对下属的这些县份也有所了解,就他从别的县份所听到的消息,这位主簿所讲的,大抵是事实,但过去没有人讲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源乾曜不禁想了解,对这些问题,眼前这个人是否有什么解决之道。
“那你认为朝廷该如何处置?”
“小人只是区区一个九品主簿,大人所问的问题,题目太大,应该由朝廷重臣来商讨,非小人可以置喙。”
“但说无妨,权且当做是纸上谈兵,如何?”
“大人既然这样说,小的就斗胆试言几句”
这时源乾曜看到眼前这位小吏似乎一下子变高大了许多,脸上也充满了自信与光彩,他情不自禁的集中精神,听着这位小吏在那儿侃侃而谈:
“小人认为,当今第一要务,乃在于括户(检校户口)。当今各州县,人口流动迁移甚多,但各州县因为自身原因,增加人口的州县不愿主动提报,以免增加租调负担;而人口减少州县,少数据实以报以减轻负担,更甚者担心户口减少会使考评被列为下等,于是不上报,这样所增加的租调需要有出处,就会被摊派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身上,增加他们的负担。”
“如果进行括户,朝廷就可以知道各州县的实际户口数量。对于流亡的户口,我建议凡是已经在当地占有田地者,应该命令他们调整户籍,归为流亡所在地州县的户籍;至于没有占有土地的户口,可以由政府补贴旅费,命令他们前往户口较少的地方,如江南/岭南等地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土地,朝廷在租调上给于适当的优惠,以资鼓励;另外如果有愿意返乡的,州县因该协助他们取回被侵占的土地,或是调整职田(朝廷发放给官员的土地)及寺庙占地的田地,这些田地也可授予返乡的流民,如此一来,流民得以安置,朝廷对租调有所掌握。加上籍户口数必然增加,朝廷财政也可获得喘息,遇到天灾或是边境有战事时,才有余裕来处置,这是一举多得的善政。”
源乾曜表面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是十分佩服。听完后,他问了一句: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宇文融!”
“平昌县公宇文节可跟你有关系?”
“正是先祖父!”
“好,宇文融,我记住你了!哈哈哈……”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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