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唐明皇12
李隆基的心态,某个程度跟明神宗相似(但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会感到不满,这时很合理的。而另外,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即是对姚崇能力与权力的恐惧。如前面所说,姚崇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李隆基把所有的事交给他,感觉很放心,但真的那么放心吗?如果姚崇有私心,如果姚崇有野心,是不是自己会受到威胁?所以李隆基决定拿赵诲这个案子来试姚崇,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私心,想结党。不料姚崇这么聪明的人竟然在此时犯了大错,出面营救。
这样结局已经很明显了,姚崇如果自己不主动下台,下场只会更难看,还好他急流勇退,顾全大局,至此君臣互相谅解,一场危机和平落幕。
姚崇向皇帝提出辞去宰相职位的同时,也做好了准备,这个准备主要就是针对继任人选的推荐,这个人如果推荐不当,不但影响唐帝国的政局,也会对姚崇个人的安危及名声产生不利因素,历史上后任倒打前任一耙的案例可多的是,所以姚崇不能不谨慎,几经思考后,他决定推荐宋璟。
宋璟跟姚崇都是三朝元老,共事时间比较长;特别是二人在睿宗时代得罪了太平公主,一起被贬到地方当州刺史,算是有革命情感的经历。而且宋璟为人正直,值得信赖,如果由他来领导政局,相信自己所规划的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李隆基来说,宋璟是个不错的选项。他的经验丰富,资历够深,在官员中也很有声望,另外就是李隆基虽然想要调整人事,但并不是对姚崇的施政有所不满,而主要是一些情绪性因素及害怕大权旁落的担心,姚崇愿意主动提出辞职,李隆基也希望大家维持好关系。就接受姚崇的提议。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二日,首都长安发生一件怪事,太庙中的四个祭祀崩塌,幸好无人受伤。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是上天的警告,为了回应,李隆基改穿素色衣服,在偏殿主持朝会。用以化解上天的不满。
这时的宰相二人组除了姚崇推荐的宋璟外,另外原来的二把手源耀乾也调离职务(李隆基大概为了掩饰调离姚崇的尴尬吧,让副手也一起下),新的副手宰相是苏颋,具体职位上,宋璟是吏部尚书兼黄门监(门下省长官),苏颋是紫微侍郎。
原本按照计划,李隆基接下来要前往东都洛阳,在发生了太庙倒塌的事件后,宋璟苏颋两人出面劝告皇帝不要前往。奏章上说:
“先皇(睿宗李旦)去年去世,陛下三年之丧还未期满,不合体制,而且前阵子上天已经显示异像来警告陛下,所以我们认为陛下应该遵从天意,留在长安。“
(今日第二更)
李隆基其实不想留在长安,他听了两位宰相的话后,心中不太高兴,于是又问姚崇的意见,姚崇说:
“太庙所使用的建材。是前秦苻坚(公元338-385年,距此时超过三百年以上)时期留下来的木材,时间这么久,木材自然都腐朽不堪。因而崩塌,这是很自然的状况,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灾异;陛下因为关中地区(京畿)收成不好,所以前往东都,行程准备已经完成,自然应该按照计划前往。不能失约。至于太庙崩塌一事,可以将神主牌位先迁到太极殿,然后派人修缮太庙就可以了。“
李隆基听了姚崇的提议,十分高兴,不但按照姚崇的提议进行,而且马上赏赐姚崇绢二百匹,每五天上朝一次,有大事情时都会咨询姚崇的意见。
宋璟听到姚崇对李隆基的建议后,心中有些疑惑,在下朝后,就私下问姚崇说:
“姚公,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但今日你对皇上之言,说太庙建材乃是前秦时期所留,似乎与实情不合。“
姚崇微笑道:“广平(宋璟字),这你就有所不知了,皇上对前往东都,心意已决!而关中今年收成不好,如果我们让皇上留在长安,一来造成关中地区物价上升,对百姓不利,二来皇上心绪不好,也非社稷之福。你知道我一向实事求是,不信灾异之说,所以故意这么说,是为了让皇上有台阶下,如此一来,皇上满意,百姓也免去物价腾飞之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宋璟听了,虽然觉得姚崇做法有些过于权谋,但毕竟是出于善意,也就接受,而不再纠结这件事。但朝中还是有人看不下去,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就很愤怒的上疏抨击:
“隋文帝富有四海(唐朝太庙是隋朝时建成的),怎么可能用符坚时期的建材?姚崇逢迎皇上的意图,是谄媚之臣,应该给与处罚,我希望皇上能遵守上天的劝诫,远离谄媚之臣,接纳忠言。“
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言词,李隆基完全不予理会,开始准备前往东都洛阳。
车队浩浩荡荡的前进,行至崤谷(三门峡与洛阳中间,大约离洛阳一百公里路程)时,李隆基发现在狭窄的道路上,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山路上杂草丛生,落石挡路,十分难行。根据历史记载,这一趟路在开元五年正月初十从长安出发,到达东都洛阳的时间是二月三日,足足走了二十四天,大约每天走二十公里。本来这样的速度在古代也不算非常慢,但李隆基带着一大群人到洛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吃饭的,俗话说:“吃饭比皇帝还大”,现在竟然有人让皇帝吃不了饭,而且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路程的状况下,当然要生气,于是就下令将河南尹(东都首长)李朝隐及知顿使王怡(出行护驾总管)两人免去官职。宋璟这时随行,就劝阻说:
“陛下现在是在外巡视(把吃饭说成巡视,有水平!),如果今天为了这件事处罚两人,我担心以后地方官员都会为了迎合陛下,在陛下出行时,无节制的利用民力来为陛下修路,甚至更进一步产生铺张浪费的行为,这样老百姓会遭受很大的痛苦。“
李隆基一听,有理!于是就立刻下令释放二人。不料宋璟又进言:“陛下已经下令处罚,现在因为我的建议而赦免两人,是我代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恩德,于公于私。都不该如此。“
李隆基生气的说:“刚才我要处罚他们,你说不应该处罚;现在我要赦免他们,你又说不应该赦免,那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呢?“
宋璟急忙说:“皇上,微臣确实建议应该赦免两人。但此恩应该出自陛下,建议先让他们到东都待罪,等皇上到时再赦免他们就比较妥当了。“李隆基一想,这宋璟还想的挺周到的,于是就按宋璟的建议执行。
宋璟获得皇帝的信任,另一位宰相苏颋也跟他配合无间,宋璟自己本人是这样评价苏颋的:“我跟苏家两代一起在中央政府任职过,苏环(苏颋之父),宽大敦厚,是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谈到决策建议及行政事务的干练。苏颋的能力在其父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宋璟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姚崇,大权在握,于是不少投机分子想要巴结他,以求当官的机会。
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曾经问大臣孙嘉淦(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这个人):“天下有几种人?“孙嘉淦回答:”臣认为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乾隆又问:”那孙爱卿你是那种人?“孙嘉淦回答:”臣不爱钱“。显然的,非常清廉的孙嘉淦也承认自己爱名。
但宋璟不只不贪财,在开元六年初,广州当地人民因为感念之前宋璟在广州都督任上对人民的帮助。打算在当地建立遗爱碑,此事被宋璟严正地拒绝了,可见他似乎也不爱名,那究竟要如何巴结他呢?
(连载更新)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当时有名的隐士范知璿就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之前的人之所以无法打动宋璟是因为他们马屁的手法太过粗糙,只要手段够高明,拍在心坎里,拍的不着痕迹。一定可以产生效果。因为人皆有爱名之心,范知璿深深的这么认为。
于是范知璿就下了一番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叫“良宰论“,内容主要是谈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宰相,写好了之后,范隐士就托人呈现给宋璟。
宋璟看到了之后,刚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的论点,认为这位隐士果然是人才,应该提拔他出来当官为民服务才是。但看了一阵子之后,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回,宋璟看出范知璿的用意了。原来,这篇“良宰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似乎只是一般性的论述,但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就是在讲宋璟本人,而且不着痕迹的拍马宋璟这样的宰相才是真实的贤良宰相代表。
宋璟不动声色,对家人说,你明天找呈现这篇文章的人过来。
隔天,帮范知璿呈现文章的人兴冲冲的到了。他想,这篇文章一定深得宋大人的欢心,所以这么快的把我找来,到时候,不仅范知璿有机会平地崛起,我也可跟着沾光。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宋璟到了,很严肃的说:
“你记清楚我的话,回去好好的转告范知璿。自古隐士应该是高风亮节,若有所言,也应该是对社会百姓有益的谠言直论。但现在他写的这篇文章,明显的是想要奉承巴结我,这不是一位隐士该有的行为,我为他深深感到不齿!请告诉他,文章既然写的好,就该循正规管道参加科考及官员选拔,不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来获取官职。“
于是这个人就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然除了宋璟以外,可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但宋璟严格遵守规定,将不符的人一一阻挡下来。
被挡下来的人有:皇帝本人想破例提升的老部下岐山县长王仁琛,宋璟的自称叔父(其实是堂叔父)候补官员宋仁超,宁王李宪(即李成器,李隆基长兄)想要提拔的候补官薛嗣先等人,最后还是回到吏部按照规范合理的调整职位。
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请托的状况几乎完全杜绝。据史书记载,原来地方官员在秋季时派人上京朝贡的特使(驻京办),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找门路。通常在春季返回地方之前,地方官员通常会获得升迁;但是从开元七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可见在吏治清明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现在政府说要停掉省市驻京办,讲了老半天也没谱,真是今不如古啊!)
姚崇/宋璟是开元诸臣之首,两人协助让李隆基矫正了自高宗以来逐渐混乱的朝政与吏治,但是李隆基的野心不仅是做一个像汉文帝那样守成爱民的君主,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他开始要的更多,野心更大。另外,李隆基逐渐成熟,不干于把大权交付在一个首相手里,开始改变作风,找来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宰相,自己加以制衡,就可以大权在握。此时,姚崇宋璟一方面年龄已大,一方面想法跟皇帝不一致,也就逐渐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开元时期,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世致用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的固执到了极点,这也开始给他带来问题!
依唐律,被判决徒刑以上罪责的人,在判决结束后,审判官员需要向罪刑人及其家属公开宣读关于罪行的判决。如果罪责人不服判决,可以上诉。
根据这样的规定,有很多人即使罪证确凿,为了要有减刑或是免罪的机会,会提出上诉,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宋璟对那些已经明明有罪却还是上诉个没完没了的人(这边可能有点疑义,依唐律,上诉是有标准程序的,不太可能没完没了的上诉,但资治通鉴确实如此记载,存疑!),非常厌恶,就把这些人移交给御史台法办,吩咐御史中丞李谨度说:“如果服从判决的,就不再羁押,直接服刑期满后释放;坚持申诉的,就一直羁押,直到服从判决为止。”总共因此而羁押了三百多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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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结局已经很明显了,姚崇如果自己不主动下台,下场只会更难看,还好他急流勇退,顾全大局,至此君臣互相谅解,一场危机和平落幕。
姚崇向皇帝提出辞去宰相职位的同时,也做好了准备,这个准备主要就是针对继任人选的推荐,这个人如果推荐不当,不但影响唐帝国的政局,也会对姚崇个人的安危及名声产生不利因素,历史上后任倒打前任一耙的案例可多的是,所以姚崇不能不谨慎,几经思考后,他决定推荐宋璟。
宋璟跟姚崇都是三朝元老,共事时间比较长;特别是二人在睿宗时代得罪了太平公主,一起被贬到地方当州刺史,算是有革命情感的经历。而且宋璟为人正直,值得信赖,如果由他来领导政局,相信自己所规划的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李隆基来说,宋璟是个不错的选项。他的经验丰富,资历够深,在官员中也很有声望,另外就是李隆基虽然想要调整人事,但并不是对姚崇的施政有所不满,而主要是一些情绪性因素及害怕大权旁落的担心,姚崇愿意主动提出辞职,李隆基也希望大家维持好关系。就接受姚崇的提议。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二日,首都长安发生一件怪事,太庙中的四个祭祀崩塌,幸好无人受伤。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是上天的警告,为了回应,李隆基改穿素色衣服,在偏殿主持朝会。用以化解上天的不满。
这时的宰相二人组除了姚崇推荐的宋璟外,另外原来的二把手源耀乾也调离职务(李隆基大概为了掩饰调离姚崇的尴尬吧,让副手也一起下),新的副手宰相是苏颋,具体职位上,宋璟是吏部尚书兼黄门监(门下省长官),苏颋是紫微侍郎。
原本按照计划,李隆基接下来要前往东都洛阳,在发生了太庙倒塌的事件后,宋璟苏颋两人出面劝告皇帝不要前往。奏章上说:
“先皇(睿宗李旦)去年去世,陛下三年之丧还未期满,不合体制,而且前阵子上天已经显示异像来警告陛下,所以我们认为陛下应该遵从天意,留在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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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其实不想留在长安,他听了两位宰相的话后,心中不太高兴,于是又问姚崇的意见,姚崇说:
“太庙所使用的建材。是前秦苻坚(公元338-385年,距此时超过三百年以上)时期留下来的木材,时间这么久,木材自然都腐朽不堪。因而崩塌,这是很自然的状况,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灾异;陛下因为关中地区(京畿)收成不好,所以前往东都,行程准备已经完成,自然应该按照计划前往。不能失约。至于太庙崩塌一事,可以将神主牌位先迁到太极殿,然后派人修缮太庙就可以了。“
李隆基听了姚崇的提议,十分高兴,不但按照姚崇的提议进行,而且马上赏赐姚崇绢二百匹,每五天上朝一次,有大事情时都会咨询姚崇的意见。
宋璟听到姚崇对李隆基的建议后,心中有些疑惑,在下朝后,就私下问姚崇说:
“姚公,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但今日你对皇上之言,说太庙建材乃是前秦时期所留,似乎与实情不合。“
姚崇微笑道:“广平(宋璟字),这你就有所不知了,皇上对前往东都,心意已决!而关中今年收成不好,如果我们让皇上留在长安,一来造成关中地区物价上升,对百姓不利,二来皇上心绪不好,也非社稷之福。你知道我一向实事求是,不信灾异之说,所以故意这么说,是为了让皇上有台阶下,如此一来,皇上满意,百姓也免去物价腾飞之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宋璟听了,虽然觉得姚崇做法有些过于权谋,但毕竟是出于善意,也就接受,而不再纠结这件事。但朝中还是有人看不下去,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就很愤怒的上疏抨击:
“隋文帝富有四海(唐朝太庙是隋朝时建成的),怎么可能用符坚时期的建材?姚崇逢迎皇上的意图,是谄媚之臣,应该给与处罚,我希望皇上能遵守上天的劝诫,远离谄媚之臣,接纳忠言。“
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言词,李隆基完全不予理会,开始准备前往东都洛阳。
车队浩浩荡荡的前进,行至崤谷(三门峡与洛阳中间,大约离洛阳一百公里路程)时,李隆基发现在狭窄的道路上,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山路上杂草丛生,落石挡路,十分难行。根据历史记载,这一趟路在开元五年正月初十从长安出发,到达东都洛阳的时间是二月三日,足足走了二十四天,大约每天走二十公里。本来这样的速度在古代也不算非常慢,但李隆基带着一大群人到洛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吃饭的,俗话说:“吃饭比皇帝还大”,现在竟然有人让皇帝吃不了饭,而且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路程的状况下,当然要生气,于是就下令将河南尹(东都首长)李朝隐及知顿使王怡(出行护驾总管)两人免去官职。宋璟这时随行,就劝阻说:
“陛下现在是在外巡视(把吃饭说成巡视,有水平!),如果今天为了这件事处罚两人,我担心以后地方官员都会为了迎合陛下,在陛下出行时,无节制的利用民力来为陛下修路,甚至更进一步产生铺张浪费的行为,这样老百姓会遭受很大的痛苦。“
李隆基一听,有理!于是就立刻下令释放二人。不料宋璟又进言:“陛下已经下令处罚,现在因为我的建议而赦免两人,是我代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恩德,于公于私。都不该如此。“
李隆基生气的说:“刚才我要处罚他们,你说不应该处罚;现在我要赦免他们,你又说不应该赦免,那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呢?“
宋璟急忙说:“皇上,微臣确实建议应该赦免两人。但此恩应该出自陛下,建议先让他们到东都待罪,等皇上到时再赦免他们就比较妥当了。“李隆基一想,这宋璟还想的挺周到的,于是就按宋璟的建议执行。
宋璟获得皇帝的信任,另一位宰相苏颋也跟他配合无间,宋璟自己本人是这样评价苏颋的:“我跟苏家两代一起在中央政府任职过,苏环(苏颋之父),宽大敦厚,是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谈到决策建议及行政事务的干练。苏颋的能力在其父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宋璟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姚崇,大权在握,于是不少投机分子想要巴结他,以求当官的机会。
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曾经问大臣孙嘉淦(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这个人):“天下有几种人?“孙嘉淦回答:”臣认为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乾隆又问:”那孙爱卿你是那种人?“孙嘉淦回答:”臣不爱钱“。显然的,非常清廉的孙嘉淦也承认自己爱名。
但宋璟不只不贪财,在开元六年初,广州当地人民因为感念之前宋璟在广州都督任上对人民的帮助。打算在当地建立遗爱碑,此事被宋璟严正地拒绝了,可见他似乎也不爱名,那究竟要如何巴结他呢?
(连载更新)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当时有名的隐士范知璿就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之前的人之所以无法打动宋璟是因为他们马屁的手法太过粗糙,只要手段够高明,拍在心坎里,拍的不着痕迹。一定可以产生效果。因为人皆有爱名之心,范知璿深深的这么认为。
于是范知璿就下了一番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叫“良宰论“,内容主要是谈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宰相,写好了之后,范隐士就托人呈现给宋璟。
宋璟看到了之后,刚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的论点,认为这位隐士果然是人才,应该提拔他出来当官为民服务才是。但看了一阵子之后,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回,宋璟看出范知璿的用意了。原来,这篇“良宰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似乎只是一般性的论述,但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就是在讲宋璟本人,而且不着痕迹的拍马宋璟这样的宰相才是真实的贤良宰相代表。
宋璟不动声色,对家人说,你明天找呈现这篇文章的人过来。
隔天,帮范知璿呈现文章的人兴冲冲的到了。他想,这篇文章一定深得宋大人的欢心,所以这么快的把我找来,到时候,不仅范知璿有机会平地崛起,我也可跟着沾光。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宋璟到了,很严肃的说:
“你记清楚我的话,回去好好的转告范知璿。自古隐士应该是高风亮节,若有所言,也应该是对社会百姓有益的谠言直论。但现在他写的这篇文章,明显的是想要奉承巴结我,这不是一位隐士该有的行为,我为他深深感到不齿!请告诉他,文章既然写的好,就该循正规管道参加科考及官员选拔,不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来获取官职。“
于是这个人就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然除了宋璟以外,可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但宋璟严格遵守规定,将不符的人一一阻挡下来。
被挡下来的人有:皇帝本人想破例提升的老部下岐山县长王仁琛,宋璟的自称叔父(其实是堂叔父)候补官员宋仁超,宁王李宪(即李成器,李隆基长兄)想要提拔的候补官薛嗣先等人,最后还是回到吏部按照规范合理的调整职位。
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请托的状况几乎完全杜绝。据史书记载,原来地方官员在秋季时派人上京朝贡的特使(驻京办),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找门路。通常在春季返回地方之前,地方官员通常会获得升迁;但是从开元七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可见在吏治清明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现在政府说要停掉省市驻京办,讲了老半天也没谱,真是今不如古啊!)
姚崇/宋璟是开元诸臣之首,两人协助让李隆基矫正了自高宗以来逐渐混乱的朝政与吏治,但是李隆基的野心不仅是做一个像汉文帝那样守成爱民的君主,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他开始要的更多,野心更大。另外,李隆基逐渐成熟,不干于把大权交付在一个首相手里,开始改变作风,找来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宰相,自己加以制衡,就可以大权在握。此时,姚崇宋璟一方面年龄已大,一方面想法跟皇帝不一致,也就逐渐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开元时期,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世致用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的固执到了极点,这也开始给他带来问题!
依唐律,被判决徒刑以上罪责的人,在判决结束后,审判官员需要向罪刑人及其家属公开宣读关于罪行的判决。如果罪责人不服判决,可以上诉。
根据这样的规定,有很多人即使罪证确凿,为了要有减刑或是免罪的机会,会提出上诉,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宋璟对那些已经明明有罪却还是上诉个没完没了的人(这边可能有点疑义,依唐律,上诉是有标准程序的,不太可能没完没了的上诉,但资治通鉴确实如此记载,存疑!),非常厌恶,就把这些人移交给御史台法办,吩咐御史中丞李谨度说:“如果服从判决的,就不再羁押,直接服刑期满后释放;坚持申诉的,就一直羁押,直到服从判决为止。”总共因此而羁押了三百多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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