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其它相关资料二
009东夏国
资料:
书中很少提到东夏这么一个女真族政权的存在,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于金朝衰亡之际,为求女真的复兴,脱而自立,存在了七十余年,领土包括吉林、黑龙江两省大部,曾与蒙古共享高丽的纳供,称雄于辽东地区。国号初名大真,后为东夏,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一、蒲鲜万奴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创立者──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的历史上他堪称是有数的杰出人物,然而《金史》《元史》均未为之立传,仅有散见于《纪》、《传》中某些零星事迹,这可能与史家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注:说不通,既然在《金史》《元史》事后都已经材料残缺不备,为何几百年后还能为其补写专传?如此说来,补写的专传是虚构为主的?那还不如前世的记载零星更加的严谨。此外,史学家的成见也说不通,因为历史就是要记录正面和反面,历史不记录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物无关紧要。如果真的是很无比,更应该写下劣迹让他遗臭万年才对。
这段历史,要么就是史学家认为无关紧要,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使得连杜撰都不可能。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历来对他有两种评价:一是否定的,认为他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批判;二是肯定的,称赞他是“辽东怪杰”,甚至誉其可“媲美阿骨打”。由于史料的缺乏,以至于其家世在文献上渺然无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说不一,也有记作完颜万奴、夫合讷、富鲜万奴、布希万奴、秃珠大石、万家奴、也奴、萧万奴、万肃奴等。“夫合”、“富鲜”、“布希”为“蒲鲜”的别称,“讷”为“万奴”的急读。“完颜”可能是金之赐姓。
注:也就是说,现在记载的历史可能是无数可以混同发音姓名者的集合体。这是典型的历史谬误,就是把两个名字类似的人理解成一个人。
他初见于史籍记载,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金史》卷12《章宗纪四》;卷113《完颜赛不传》),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至宁元年(1213)他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二、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注:可怜的李仙娥,强娶是个暧昧的词语,真实如何大家都知道。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注:从这里看来,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反而是那种乘乱捞小便宜的人,现在捞了之后又没有能力保有,最后只好放弃之前一切原则的小人。属于枭雄中野心大于能力的那一类野心家,自然对于我他是一个英雄,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他的光芒可能只能衬托其他人的伟大而已。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注:果然。
四、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进图中原,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万奴以为机会已到,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踏上了东迁的路程,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恩京
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四月攻破大夫营,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吉林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既而进军上京,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焚宗庙,执元帅承充,取上京,杀留守温迪罕老儿,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又得援兵,不克,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速频路交界地区。主力于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东迁。然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217年六、七月间,再度自立,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延用天泰,建都开元城(其地今址众说不一)。也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因地处东方,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注:这一段打了一个时间差,甚好,显然蒲鲜万奴本身的能力是具备的,如果发展的好,这一次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利用更好的资源迅速巩固城防,扩展军队,等到其他几方势力反应过来,可能已经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了。
五、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此时,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力争中原,也无暇分兵辽东,为东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短短几年时间,经过不断的用兵,势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渤海,西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依兰),西至张广才龄,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高丽史》)。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留哥的余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余者出降,遂平。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此后,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高丽史》),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表达了大的礼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达六年之久。
注:可惜,被蒙古的怀柔政策所蒙蔽了。此时的万奴王恐怕已经不敢想象和蒙古作对是一种什么状态,他所有的经历可能都维持在这种平衡上了。不过,高丽在当时并不靠谱,在蒙古的强悍下,高丽的立场并不决绝,也是一种两难的局面。
六、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高丽史》)。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的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覆亡,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1233年2月,元太宗“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即:元定宗)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元史》)。参加的还有多人,隶属关系如下:
(一)皇子贵由
(1)国王塔思
A、石抹查剌
B、石抹孛迭尔
(2)兀良合台
(二)诸王按赤带(台)移剌买奴(左翼军)
(三)王荣祖(先“伐高丽”,后“进讨万奴擒之”)
蒙古大军取道高丽,北进东夏境内。1233年9月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元史》),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一说被杀)。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元史》)。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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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很少提到东夏这么一个女真族政权的存在,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于金朝衰亡之际,为求女真的复兴,脱而自立,存在了七十余年,领土包括吉林、黑龙江两省大部,曾与蒙古共享高丽的纳供,称雄于辽东地区。国号初名大真,后为东夏,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一、蒲鲜万奴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创立者──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的历史上他堪称是有数的杰出人物,然而《金史》《元史》均未为之立传,仅有散见于《纪》、《传》中某些零星事迹,这可能与史家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注:说不通,既然在《金史》《元史》事后都已经材料残缺不备,为何几百年后还能为其补写专传?如此说来,补写的专传是虚构为主的?那还不如前世的记载零星更加的严谨。此外,史学家的成见也说不通,因为历史就是要记录正面和反面,历史不记录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物无关紧要。如果真的是很无比,更应该写下劣迹让他遗臭万年才对。
这段历史,要么就是史学家认为无关紧要,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使得连杜撰都不可能。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历来对他有两种评价:一是否定的,认为他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批判;二是肯定的,称赞他是“辽东怪杰”,甚至誉其可“媲美阿骨打”。由于史料的缺乏,以至于其家世在文献上渺然无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说不一,也有记作完颜万奴、夫合讷、富鲜万奴、布希万奴、秃珠大石、万家奴、也奴、萧万奴、万肃奴等。“夫合”、“富鲜”、“布希”为“蒲鲜”的别称,“讷”为“万奴”的急读。“完颜”可能是金之赐姓。
注:也就是说,现在记载的历史可能是无数可以混同发音姓名者的集合体。这是典型的历史谬误,就是把两个名字类似的人理解成一个人。
他初见于史籍记载,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金史》卷12《章宗纪四》;卷113《完颜赛不传》),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至宁元年(1213)他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二、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注:可怜的李仙娥,强娶是个暧昧的词语,真实如何大家都知道。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注:从这里看来,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反而是那种乘乱捞小便宜的人,现在捞了之后又没有能力保有,最后只好放弃之前一切原则的小人。属于枭雄中野心大于能力的那一类野心家,自然对于我他是一个英雄,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他的光芒可能只能衬托其他人的伟大而已。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注:果然。
四、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进图中原,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万奴以为机会已到,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踏上了东迁的路程,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恩京
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四月攻破大夫营,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吉林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既而进军上京,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焚宗庙,执元帅承充,取上京,杀留守温迪罕老儿,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又得援兵,不克,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速频路交界地区。主力于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东迁。然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217年六、七月间,再度自立,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延用天泰,建都开元城(其地今址众说不一)。也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因地处东方,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注:这一段打了一个时间差,甚好,显然蒲鲜万奴本身的能力是具备的,如果发展的好,这一次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利用更好的资源迅速巩固城防,扩展军队,等到其他几方势力反应过来,可能已经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了。
五、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此时,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力争中原,也无暇分兵辽东,为东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短短几年时间,经过不断的用兵,势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渤海,西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依兰),西至张广才龄,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高丽史》)。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留哥的余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余者出降,遂平。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此后,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高丽史》),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表达了大的礼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达六年之久。
注:可惜,被蒙古的怀柔政策所蒙蔽了。此时的万奴王恐怕已经不敢想象和蒙古作对是一种什么状态,他所有的经历可能都维持在这种平衡上了。不过,高丽在当时并不靠谱,在蒙古的强悍下,高丽的立场并不决绝,也是一种两难的局面。
六、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高丽史》)。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的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覆亡,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1233年2月,元太宗“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即:元定宗)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元史》)。参加的还有多人,隶属关系如下:
(一)皇子贵由
(1)国王塔思
A、石抹查剌
B、石抹孛迭尔
(2)兀良合台
(二)诸王按赤带(台)移剌买奴(左翼军)
(三)王荣祖(先“伐高丽”,后“进讨万奴擒之”)
蒙古大军取道高丽,北进东夏境内。1233年9月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元史》),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一说被杀)。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元史》)。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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